45年前我的高中生涯

#头条创作挑战赛#我的高中我的班

一间安在民房里的教室，两个贴着塑料薄膜的窗户，三尺讲台，二十几张张破旧的书桌，五十个同学，两位任课教师——这就是我的高中我的班——遂昌县云峰中学民办高中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老家遂昌兴起了办学热潮，当时的口号是“小学不出村（自然村）、初中不出队（大队即现在的村）、高中不出社（公社）”。在这种背景下，县革委会同意城关区云峰公社兴办一个高中班，招收辖区内云峰、马上头、濂竹三个公社的初中毕业生。

为了使更多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当时的云峰公社决定由公社出钱、公社安排教师、公社安排教学场地，依靠自己公社力量兴办一个民办高中班。感谢公社、感谢大队、感谢父母，我有幸成了云峰中学民办高中首届也是末届的高中生。用现在的话说是感谢，其实当初上这个民办高中却并非我的本意，我是不愿意继续这“无用的读书的”，尤其不愿意上这个冠之以“ 民办”2字的高中。

我是1976年7月云峰初中初二（一）班毕业的，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们班76年春就基本解散了，没拍过毕业照，没举行过毕业仪式，也没发过毕业证书。76年春，我们班开始了为期一个学期的学工活动。由于云峰公社当时只有一家农机厂、一家水电厂外没有任何的工业，除了少数同学去了农机厂学开拖拉机外，大多数同学放假回家务农。而我则与另外两位同学跟公社广播站的郑谷富师傅去了长濂村学安装广播，每天拉广播线、爬电话柱、入户安装广播。说实话，年少时我的理想就是“身强体壮”，成为能肩挑200多斤重担却如履平地，在生产队、“犁、耙、浆、钞”全会，日挣10个工分后尚有余力开荒拓地种一些农作物的农民。因为我觉得 “读书是无用的”。我自己大队里是有许多知识分子的，有解放前的大学生、师范生、高中生，有的还当过老师、校长、县大队长、县长，而这些文化人虽然认识字，却不会“犁、耙、浆、钞”，是被真正的农民歧视的一类人。何况，在我的记忆中，我从68年秋在村里上一年级开始，唯一不变的教育活动就是开“批判会”，写“批判”文章，从小学到初中，先后经历了批刘少奇、反四旧、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所以，初中毕业后，我是决计不再要上学的。

不曾想，公社偏偏办了民办高中班，而家母又决计要我继续读书，并开始了全家动员活动，于是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进入了“我的高中我的班”。

估计现在再也不会有我们当初高中时的那样简陋的学校了。我的高中我的班设在云峰中学后门，公社粮库山脚下，在一户叫“小樟儿”的农房里，这是一个黄土泥坯房，座东朝西，东面是粮库的石墈，西与北面是农田，南面则是云峰中学的田墈。整个房子约摸80多平方米，属典型的 “三间”农房——即中间为上堂、两边各一个房间。我们的教室就安排在上堂。房子有两扇门，正门朝西、侧门朝北，平时上课是关上正门，开着侧门的。整个房子里面与外面是一样的，都是黄土泥坯，房间里的地都是不平整的，教室的桌椅需要用小石头小瓦片垫着才能放安稳，就是在那间土房里，我与我的同学们共同度过 了一年多的光阴。

由于是民办，所以县教育局是不会安排公办教师教我们的。我们高中主课只有语文与数学两门功课，高中老师也是公社从初中老师里选拔了两位同样身份为民办的老师教我们。教语文的是余海标老师，教数学的毛传喜老师。余老师是我初中老师，写得一手好字，粉笔板书特别漂亮，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很严谨的人，做人一板一眼，在我这个农村娃的眼里，余老师还是很有水平的。记得高一时，我仿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被余老师好好的表扬了一通，我现在的语文功底与余老师的教学是分不开的。在我的眼中余老师是我小学到高中遇到的三个最好的老师之一。余老师也是个好脾气的老师，我们虽然上了高中了，但学生顽劣的性格没改，余老师也是好好被我们同学捉弄过的。我们上课时关正门开侧门的，有一次上课前，有几个调皮的学生把侧门虚掩着，在门上放了一个簸箕，簸箕里还有些树叶，余老师推门进来，簸箕顺势倒下来砸在余老师脸上，鼻梁上的眼镜掉到了地上，班上于是轰堂大笑，另外一次，是一脸盆水。两次以后余老师学聪明了，每次进来时，用手先推门，人在外面，等门全开，确保安全了，才进来。余老师教了我们俩年，后来，我在云峰当校长，余老师还在为了弄个合格学历在高师折腾，其实他的才学比许多有学历的人要高，只是年纪大了，读书考试是很折磨人的事。

相对语文老师，我们高中数学老师却是不断的换。最初教我们的是毛传喜老师，毛老师也是我们初中老师，只是教我们低一年级的学生的，当时我们都很羡慕毛老师的学生，因为毛老师特别能讲故事，我们班也有幸聆听过毛老师的讲故事，我至今还记得毛老师给我们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他讲故事抑扬顿挫、绘声绘色，是云峰中学的名气最大的老师了，我们有幸成了他的学生，可惜他教的不是语文，而我偏偏对数学不感兴趣，不过毛老师教我们三角函数后，我渐渐的对数学有了些许兴趣。76年底到78年，是知识青年回城的高峰期，而我们高中生涯正好与这波形势重叠了，76年底，毛老师教了我们2个月左右就回城了，听说是到了县塑料厂当厂长，90年代初毛老师担任教育局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后来我们都离开了遂昌，现在毛老师和我是师生也是朋友！。

毛老师回城后，我们第二任数学老师是张子耀老师，张老师是我小学时的体育老师，也是一位知识青年，或许是从小学老师直升到高中老师跨度太大，第一节课，张老师教我们“三视图”，整整画了一节课还没画完整，弄得张老师在大冬天里满脸是汗，好在不久张老师就适应了，毕竟他是遂昌中学老三届毕业生，是有底子的。和毛老师一样的原因，张老师于77年6月招工回城了，公社好不容易帮我们请来了木岱大队的知青许青松老师，许老师成了我们第三位数学老师。很快许老师也回城了，77年底，我们迎来了第4位数学老师——我们初中时的学长，叶伯成老师，叶老师一直陪伴我们到高中毕业。

我们班约50位同学，除了一位来自浙江省第7地质大队外，全部来自云峰公社20个大队，基本是农民子弟，有好几位是大队干部子弟。我们同学基本贫寒但却不好学，有好些同学当时想的只是读个高中，混个经历，等待两年后可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可是形势比人强，没想到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了，让我们这些从小学开始就混混的孩子们猝不及防，真的需要高考了，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中生，其实初中的学业都没完成，是许多数理常识都不清楚的人。举个例子，有人给我们解释物质不灭定律，举例是，“世界上的物质是不会灭亡的，就像河里的鱼，每天有人毒鱼、炸鱼、钓鱼，但鱼仍然不灭。”于是我们这样所谓的高中生，考上大学倒成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梦想，等我们意识到读书重要的时候，两年的光阴很快就从我们指缝里逃走了。后来，我们都各奔东西，或参军、或招干、或务农，或代课，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用教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努力工作。

先哲曾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民办高中，虽然我们所学不多，但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为人为事。知识很重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与获取知识的方法，而这一方法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40年后写下这段文字，以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那段岁月。

凡所经历，皆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