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两千年的旷世预言-五星与火运的时空交汇（1）

五星与火运

五星红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底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年少时逆反心重，看世界各国国旗，总是距离产生美，对自己身边这面熟悉的旗帜无感。认为其色彩单调，构图简单，就是一颗大星星加几颗小星星，不抢眼也不刺激。拿来和朝鲜旗比，没它鲜艳；和青天白日旗比，没它图案有特色；总觉得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比她更好看。

现在呢，感染于蒸蒸日上之国势，主观上被从众心理一激发，眼前的金黄和鲜红一起飞扬，如繁花吐蕊，如酒后桃腮，越看越顺眼了。有时候，竟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吉祥的图案。这当然是主观情绪附加的感受，不是图案本来的相。

图案的本相在于“五星”和“火运”。

“五星”和“火运”两个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说”，这个学说把五行（木火金水土）-五星（木火金水土）-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蓝红白黑黄）诸要素串联起来，比附、推演于各个朝代的兴替。红地五星旗由于占齐了上面的所有要素，加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古占星语通过出土文物应世，激活了国人宿命论的潜意识，竟非常巧合地构成了一个谶纬体系。

▲上图：“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对于这个围绕五星红旗而相映成趣的谶纬体系，我们不必太过于在意。因为国家是否天命所系，不在于祥瑞而在于顺应时势。即便奉周易和五行学说正朔的儒家传统，也坚决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政治神秘主义，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今天沿用“五星”和“火运”这个说法，也是立足于现实图景，而非溯源于改朝换代的“五德终始说”。

华夏文明共同体，自汉代以火德自属，称炎汉，辉煌于东方。此后，火势演变而生厚土，土德正应中央帝国的属性，中国就沿袭所谓土德大运走了千余年，上天应该是厚爱有加了。一直到千年以后，土德生金，运势西移。——此为天道循环。

土德当运也可以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就是古代中国把农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极致。

刻薄地讲，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在很多方面，曾经落后于许多交相辉映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是后来的希腊、罗马。这里似乎不需要提供太多的证据，只举一例，就可以让我们脆弱的历史自豪感荡然无存：四千多年前的摩亨佐-达罗城，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街道，十分整齐的街道，排列得井井有条的房屋，设施舒适完备的大澡堂，还有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而三千年前的中国，周王室和诸侯们所居住的所谓宫殿，屋顶还要靠大捆的茅草来遮风挡雨。你能否想象到，那时我们的王宫，竟然还是一间茅草房！

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城邦市民社会、没有深邃渊博的宗教和科学理论系统、没有雄壮的公共建筑物和精美的雕塑，只有由无数个最普通的男耕女织的家庭汇聚起来的平淡无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也许是天启，也许是自有的灵性，中国的先民们拥有早熟的天人合一的理性直觉，并把这种直觉主要应用到日常的农业劳动中去，使中国的农耕文明与世界上众多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不同，成为一个兼具了宏大与精细特征并把这两种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农业文明。这种理性还催生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儒法互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

在天人合一的理性直觉和大一统的帝国治理模式的共同整合下，中国的农耕文明可以按照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则，组织实施全社会参与的大型水利工程，从都江堰、郑国渠到大运河，从实边屯田到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中国民力最主要最繁重的劳役事项，它们就是中国的金字塔和阿耳忒弥斯神庙。

历朝历代的劝课农桑，把先进的农业、纺织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以粮食和丝绸为主的实物税赋收入，为大一统帝国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而男耕女织的普遍同质劳动中，与农业技术相伴成长的就是家庭和城市作坊的手工业技术，这就为前工业时代的工艺技术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实践平台。

所以上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因为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日用手工业制成品而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梦中繁华之地，成为世界文化昌明和技术发展的主角。

金运起时晚霞红

土德运衰，金德势起时，中国是有机会乘运而变，迁延转型的。可惜的是，当时是明朝。

真是奇怪啊，金运升起时，中国偏偏出了个如晚霞余烬般的朱明王朝，看看这颜色，想想这意思，余火克万钧，逆天而动啊！生不逢时。这也暗合了当时明朝对资本主义及大航海所带来的“金”的刺激的反应是负面的。

说起来令人扼腕叹息，欧洲人大航海时代前后,中国生产的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经成为外贸的主要商品，中国已经具备世界上最优秀的造船技术,南洋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已成为中国的附庸。这个时期是中国掌握海权，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时机。

然而中国很不幸处在明朝，这个朝代不仅没有开启机遇之门，反而成为中国黑暗时代的源头。

今天的国人总以为，满清时期是中国最不愿回首的潦倒岁月。偶有反省批判，往往火力集中在其精神上之奴化猥琐，政治上之专制腐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上之愚昧落后，彻底埋葬了明朝时期西学东渐、产业扩张、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近代化前景。

其实，加之于满清头上的所有罪名，都适用于它的前朝。有清一代，不过是沿着中国文明堕落的惯性线路沉沦，实在不足以担当所有的原罪。

这个原罪，最适合的担当者应该是明朝。原罪非罪，罪在失去时机，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是也。

（未完待续）

——载自公众号《天人地理观》原创文章（作者：五色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