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对苏里南实行同化政策后，其反响及适应程度如何？

#历史开讲#

荷兰在苏里南推行的同化政策，促进了苏里南的社会融合。然而，同化政策下，苏里南的多族群对荷兰文化的适应程度也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穆拉托人（黑白混血人种）和土长黑人对同化政策接受程度较高；

第二，非基督教信仰的少数族群，如印度人、爪哇人、华人等主要是“选择性”同化；

第三，印第安人和马龙人对荷兰的同化政策的适应程度较低。

欧洲白人和原住民印第安人、土长黑人、印度人、爪哇人、华人、马龙人等少数族群，在苏里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保持了极大的差异性，苏里南的多元族群逐渐显露出明显的分层。罗斯马里恩·霍夫特提及，“殖民时期，白人男性处于苏里南金字塔的顶端，他们占有公共职位的高层，荷兰人更自诩为仲裁者。”

随着同化政策的施行，许多黑人在种植园繁衍生息，劳动力供应相对稳定，促进了苏里南种植园经济的繁荣。苏里南的蔗糖、咖啡和棉花出口量约为19,000吨，1833年，苏里南登记在册的种植园有344处，奴隶人数近36,000人，每个种植园近105名奴隶。

苏里南的种植园为白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荷兰殖民时期，白人大多是苏里南的种植园主或矿场主，聚敛着大笔财富，在苏里南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19世纪中期，苏里南少数族群的流动性开始增强，尤其是穆拉托人，即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1832年，苏里南殖民地颁布了一项新条例，任何奴隶若要转变为自由民，只需缴纳300～500荷兰盾，并且提交一份基督教会接纳该名奴隶进入“公认”教派的证明，便可获得人身自由。

1842—1846年，苏里南殖民地有699名奴隶在缴纳获释金后转变为自由民；1852—1856年，又有1429人获释。这些获释奴隶大多是穆拉托人，并且接受过正规教育。随着荷兰同化政策的长期推行，穆拉托人和白人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渐趋一致。

此外，苏里南的穆拉托人对荷兰的殖民统治也保持了较高的认同感，诚如埃伦·内斯洛所言，“大多中产阶级的成员是废奴之前已获自由的克里奥尔人。”

这些跻身中上阶层的穆拉托人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并且渴望拥有与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苏里南的穆拉托人在殖民地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刺激并加强了黑人这一群体的认同意识和斗争意识。

奴隶制废除前，苏里南的土长黑人受白人奴役；奴隶制废除后，这些土长黑人能够自由流动，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1863年，苏里南仅有一小部分自由的穆拉托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苏里南殖民地严禁有人没有工薪的奴隶。自1876年开始，苏里南实行以荷兰语为基础的义务教育，所有族群的儿童都能接受免费教育。

荷兰殖民政府规定殖民地一律使用荷兰语，为跻身上流社会，土长黑人积极学习荷兰语和主流文化，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也有所提高。斯拉南语是黑人的标识，代表着较低的阶级地位和文化水平，因此苏里南的黑人父母禁止子女在家中用斯拉南语交流。

由此可见，苏里南的土长黑人对荷兰同化政策的接受程度较高，随着土长黑人和白人社会交往的增多，土长黑人与白人支配群体的经济和社会距离有所拉近。

19世纪中期，印度人、爪哇人、华人作为劳工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几乎毫无话语权。然而，苏里南的亚洲移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吸收了苏里南的主流文化，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且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与苏里南的黑人不同，亚洲移民迁入苏里南的时间较迟，而且移民之初就被赋予了公民权，因此苏里南的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制同化政策。然而，苏里南的一部分印度人、爪哇人、华人也自愿学习和使用荷兰语，并且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主流文化，加快融入苏里南社会。

19世纪中期，苏里南的华人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增多，并且大多数华人的乔装装扮和风俗习惯与土生白人保持一致。苏里南有些华人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少数华人与当地的妇女通婚。

少数的印度人和爪哇人也学习了荷兰语，他们使用本族语言在族内自由地交流，而用荷兰语与族外人士自由地洽谈。苏里南的亚洲移民及其后裔也不是全然认同荷兰文化，从宗教信仰来看，亚裔族群对基督教较为抗拒和排斥，他们有本族的信仰崇拜：

苏里南华人推崇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等，印度人和爪哇人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在婚姻上，各族群深受本族群宗教传统的影响，跨族通婚极少。以印度人为例，即使在移民女性群体极为稀少的情况下，苏里南的印度男性移民和黑人女性移民成婚的概率微乎其微。

不论怎样，苏里南的亚洲移民对荷兰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地适应，在谋求本族群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但也保留了本族群的宗教传统、情感认等。

种植园的印第安人虽有被奴役的经历，但印第安人在种植园驻留的时间相对较短。此外，一部分印第安人和马龙人为了摆脱荷兰殖民者的控制而在丛林生存，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族群文化。由于荷兰殖民者和印第安人、马龙人的文化接触很少，印第安人和马龙人仍对本族群文化保持了较强的文化认同。

正如克莱因所言：“苏里南的马龙人是美洲黑人群体中保持高度文化自觉和独立的族群之一，马龙人的族群文化不仅汇集了非洲地区的文化因子，也汲取了一些欧洲和美洲的文化元素。”马龙人大多定居在丛林之内，生活极其不稳定。总之，印第安人和马龙人的发展相对孤立，与其他族群隔绝，发展程度尤为缓慢。

荷兰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逐渐瓦解了苏里南印度移民的种姓制度。诚如克勒克所言，“无论何种种姓，所有的印度移民都受制于侮辱性的奴役条件，而且匹配的婚姻伴侣极少，殖民当局希望印度移民接受欧洲的社会规范。”

印度移民为适应和融入苏里南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苏里南社会趋于淡化。进一步而言，印度徒抛弃了族群歧视与偏见，苏里南的印度人视印度教为促进族群团结和维系语言文化及亲属关系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在荷兰的同化政策下，苏里南的少数族群一方面被同化，但另一方面主流族群也受到了“从属”族群的影响，同化效果并不彻底。苏里南奴隶制废除前，荷兰语是苏里南官方唯一认可的语言，但实际上只是苏里南社会的“高级”语言。

苏里南也融合了一些混合语种，如斯拉南语，苏里南的土长黑人便广泛使用混合语言。苏里南的少数族群并未完全抛弃本族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甚至为了保存祖先文化而不断躲避和反抗白人的统治。尽管荷兰在苏里南长期推行同化政策，黑人的宗教仪式仍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非洲水神舞等宗教活动。

荷兰殖民政府推行单一的文化取向，抑制了苏里南其他族群的文化发展，破坏了原住民和少数族群对自身文化的传承。荷兰殖民政府推行的同化政策，目的是以文化殖民的形态来翦灭少数族群的文化。同化政策激起了原住民和少数族群对主流族群的仇视，苏里南社会的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在不断增多。

整体而言，荷兰在苏里南殖民地实行的同化政策，实质是为荷兰的殖民统治服务。诚如王晓德教授所言，“尽管靠着武力攻城略地，但要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治久安，显然不能完全靠着军事力量，而是要依赖宗主国的文化对被征服土地上的臣民进行心灵上的‘洗礼’，使他们最终认同于征服者的文化”。

从本质上看，荷兰殖民者持有的是强制性的威权主义，压迫苏里南的原住民和少数族群认同于荷兰文化，以此加强对苏里南殖民地的社会控制。施佩克曼认为，苏里南的白人、混血人种和土长黑人是基于白人的文化价值观而建立联系的。

客观上讲，荷兰殖民者的强制同化政策对苏里南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适合；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对苏里南而言，荷兰在殖民苏里南的过程中，既是“掠夺者”，却也是“开拓者”。从经济层面看，荷兰殖民者虽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农业生产，但在苏里南大力建设种植园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提高了苏里南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对苏里南的经济整合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政治层面看，殖民当局在苏里南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行政体制，颁布了一些殖民地法规，对苏里南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从文化层面看，殖民当局规定统一使用荷兰语，这也有利于各族群打破语言交流的障碍，使得苏里南的原住民和少数族群能更好地了解荷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从而能够通过竞争而向上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