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广汇男篮 “上访”，周琦“引流”，体育界乱象呼唤规则之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 西风乱弹琴

中国体育确实到了需要“壮士断腕”的时候了。

前期足坛的反腐“狂飙”，引得球迷和群众振臂支持，似乎国家机器进场，行业就有希望。

但是篮坛最近的大事件，又让这一想法受到打击。目前中国篮球的掌舵人、中国篮协主席，是中国篮球最成功的职业运动员。应该不存在官僚腐败吧，应该也是专业人管专业事吧，可是为什么争端和退赛仍然如此激烈频繁呢？

在公开公正上，篮坛或许真的不如足坛，去看看足协和篮协的信息公开程度。篮协的官方网站，仅章程一个文件对外公示，其他诸如各委员会职责、注册规定、纪律准则都选择略去，这一点真不如足协公开。公开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关注和批评，无怪乎网友最喜欢骂的是中国足球，但对中国篮球，还有网友说“至少CBA比中超好看”。

在规则缺乏公开公正的情形下，当事人遇有诉请，只能借用“上访”“引流”，不无意外。

言归正传，看看广汇男篮的“上访”和周琦的“引流”吧。

2月28日，广汇男篮飞虎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公告，在做出“退出CBA联盟！”的结论之前，列举了三点共六条理由。

其中关于第二点（篮协“管办不分”是阻碍中国篮球事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障碍）和第三点（球员周琦相关情况）甚至都无法构成理由，分别是“上访”和“引流”。在自身发展受挫时，才想到指责篮协“管办不分”，殊不知自己也是由新疆体育局与投资人广汇集团共同组建的俱乐部，这意味着，暗含着对所在地的新疆体育局对自己的支持力度不够，这真是要鱼死网破了。而关于周琦事件的说明，则是隔靴搔痒，也还原透露问题的实质。

第一点（篮协的“处罚”匪夷所思、荒唐至极）的四条理由中，只有听证权未得到保障是充分的抗辩理由，如果篮球协会在做出“注册违规”如此重大的处罚决定之前，竟然在当事人明确请求进行听证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工作人员甚至直言“我们没有这个程序”，确实贻笑大方，体现出机制性的堕落和专业人员的跟匮乏。

其他各种理由，都像是一个上访者绝望的呼喊，法人人格混同的认定，是法律上的技术问题，实务中一般全面考虑资金、人员、管理、控制、业务、场所等多维度的重合性判定是否混同，作为协会规则无关的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应该是“有资格”对这一问题进行查明判定的，只能说广汇男篮认为其判定错误而已。且广汇男篮在下文陈述了两家公司——广汇男篮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和广汇男篮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之间的历史渊源，自认了法人人格混同的部分要件，矛盾了。

关于俱乐部资金往来和团队薪酬支付情况的说明，又在回复包括“个别媒体报道”在内的公众质疑，并非针对处罚决定的抗辩。

总体而言，广汇男篮的公告内容，大部分是诉求救济无门的“上访信”。实质性的退出理由很少。

3月2日，周琦在个人社交账户上发文讲述与广汇男篮的种种过往，未提及自身问题。其中关于2017年与火箭签约过程中广汇男篮在合同中的签章为“广汇男篮飞虎”的披露，证实了广汇男篮长期法人人格混同的事实，“广汇男篮飞虎”目前的工商信息为“该公司已于2023年01月16日被注销”，但是在广汇男篮2月28日的公告中，仍然说“最后，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广汇飞虎的全国球迷。”

另一方面，关于“阴阳合同”的说法，又与广汇男篮自身说法相呼应，只是周琦认为同时存在两个合同和主体，欺瞒CBA联盟，但是广汇男篮认为自身从2019年就意在变更注册主体：由乌鲁木齐的广汇男篮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变更为霍尔果斯的广汇男篮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只是“后因疫情原因流程中断，继续以原主体参加比赛。”（注：笔者很难理解，一个并非实体产业而仅仅是程序性的流程为何会因疫情冲击中断三年？）

另外，周琦说了一些个人想法，包括抛家舍子远赴澳洲打球、带伤上场为广汇男篮夺冠等。关于带伤上场，笔者查到了2016年3月国际篮联篮球仲裁庭关于乔丹·克劳福德诉广汇男篮的一份裁决（BAT 0703/15，该份裁决中克劳福德的中方经纪人的职业态度也遭到国际篮联的明文质疑），认定广汇男篮因克劳福德返回美国治疗伤病的情况下，催促其归队参赛未果后单方解约的行为无效。仍须支付后者工资、资金、维权费用共计约50万美元。可见，该俱乐部至少在对球员伤病的处理与关怀上，是有长期瑕疵的。

两方已公开发文“上访”“引流”，官方的篮协尚未公开表态，仅有媒体报道由姚明在私下约谈。无论怎样，中国的体育纠纷还是需要一个公开合法的争议解决平台争辩，引流战的方式，让中国篮球自降水准了。期待中国篮协基于规则公开公正处理好此次争端。

评语

今年1月1日，修订后的《体育法》与新颁布的《体育仲裁规则》《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正式生效，2月11日，中国国家体育仲裁委员会正式成立，体育规则和争议解决机制在框架上有了一个雏形，但是从今年的体坛大事来看，体育争议解决的正规化法制化仍须长期努力。根深蒂固的官民思想令当事人从潜意识中认定从联赛到协会到仲裁委，都代表一个官方，如在一个机构遇挫，那就申诉无门，只能以信访状式的公告鸣不平。同时，对于事实经过从新法实施之前延续至今的争议，体育仲裁委是否有管辖权？如何适用新法？广汇男篮会否申请仲裁？是值得关注的中国体育法重要事件。

另一方面，体育俱乐部也不必上升高度大呼不公。广汇男篮背靠自治区体育局发展壮大，如今遇到地方部门无法为其居中协调之事，只是遭到曾经扶持过自己的体制的反噬而已。如周琦所言，也如笔者之前对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的评论所言，不要声称自己代表新疆篮球，也不要声称自己代表中国足球。完全置事实争议于不顾，尽做这些上升高度的舆论煽动和上访陈述，此类道德之治、情绪之治，对于以规则为生存发展之本的体育行业而言，实在不是一个良性的状态。

从场内到场外规则之治的延续，是中国体育法治应当追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