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立的始末，汉文化重心的南移发展

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北方陷入少数民族的割据混战，晋朝官民纷纷避难外迁。他们或西投凉州，或北入辽西，最大量的则是迁移到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史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当时，大批官僚贵族携其家族、部曲、宾客渡江南下，一般民户也分别跟随同乡大族结伴而行，从而形成一个个依籍贯聚集起来的流民群，多者可达千余家数万人，此即所谓“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的首领是西晋宗王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父司马伯受封琅邪王。东海王司马越执掌西晋朝政时，任命袭爵为琅邪王的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于是他便成为司马氏在江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于建武元年（317）称晋王，第二年愍帝被杀，他即在建康（即原来的建业，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而改）称帝，重建晋朝，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的建立，是当时社会诸多矛盾的综合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西晋灭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南方广大汉族官僚贵族和庶民百姓迫切要求建立一个与自己民族利益相致的政权。与此同时，伴随着永嘉南渡，晋室的政治中心也转移到江南。北方士族门阀的大量南迁，进一步壮大了南方汉族官僚贵族的力量，这就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基础。

司马氏能够在江南立国，得益于琅邪王氏的鼎力拥戴。琅邪王氏自汉、魏以来，一直是中原最有影响的名门望族。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王氏家族的头面人物王导曾参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活动。从那时起，王导便开始结交司马睿，二人关系密切，情同挚友。

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之后，以王导为安东司马。后来，王导建议司马睿移镇江南，以便一旦晋廷覆亡，便可以立即在南方重新立国。

司马睿在西晋宗王中名位不高，初到江南时，“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王导便设法提高司马睿的声望，扩大其影响，遂向司马睿提出建议，结纳素有“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等，以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

司马睿让王导前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应命而出。在他们的影响下，江南士族也都改变态度，对司马睿"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接着，王导又劝说司马睿在南渡大族和南方土著士族中选用一批人才，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准备了充分条件，使司马睿顺利地登上皇位。所以，司马睿称帝时，要王导“升御床共坐”，同受百官朝贺，王导再三辞让，才不相强，以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

这不仅表明王氏家族在东晋王朝享有特殊的权势和礼遇，而且反映出东晋政权士族门阀专政的体制特色。东晋王朝历经11位君主，存国100余年，大都由王、庾、桓、谢等几家南渡士族轮流掌政，一直维系着权臣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东晋政权建立之后，面临着稳定和巩固内部统治秩序，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的严峻局势。执掌朝政的王导认真总结西晋统治集团内争不已导致短命而亡的深刻教训，提出“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治主张。为了以“静”求“安”，王导建议司马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即在统治集团内部加强团结合作，对百姓实行休养生息，大力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

因此，东晋初年，“宽众息役，惠益百姓”，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并采取"侨置"措施，安抚流民。侨置，就是在长江南北流民集中地区设置以北方州郡命名的地方行政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流民事务。因为当时北方南下的流民被称为“侨人”，所以这些专门机构叫做侨州、侨郡。

侨置机构的官吏多由南渡的北方大族人物担任，其所管辖的流民单立户册，并夹注原籍。侨人不仅可以分得田宅，还免除租税和徭役负担。

设置侨州郡安抚流民，使南渡的士族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经济上满足了“求田问舍”、恢复家业的需要。侨人中的庶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从而减少了社会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并且有利于招徕北人南下，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晋初年，“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局面的出现，反映了上述政策措施起到的积极作用。南朝时期，伴随着北方流民的不断南迁仍继续实行侨置措施。

由于侨州郡的逐渐增多，使东晋的地方建制日趋复杂，而且以流民籍贯相同作为设置侨州郡的基本原则，与经常流动的侨人实际居住状况也不尽相符。因此，侨置措施推行既久，造成地方行政机构"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并且使得“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给户籍管理带来很大困难。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侨人及其后裔逐渐安居于江南，但依据旧制，他们仍享有免除赋役的优遇，这就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侨人与土著的关系。所以，东晋政权又实行了"土断"。

所谓"土断"，是对侨州郡的设置和侨人户籍进行整理，在撤销、合并一些侨置机构的同时，将侨人的户籍由白籍改为与土著居民相同的黄籍。东晋时期，从成帝咸和（326—334）中始行土断，其后又实施多次，其中由桓温主持的哀帝兴宁二年（364）的“庚戌土断”最有成效，“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东晋政权的建立，使汉文化重心由中原向江南地区推移。在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仍的情势下，它以华夏正统相号召，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对于维护江南的社会安定，保证汉族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促进南方经济的稳步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为东晋及其以后南北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