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国曹法镜的佛学实践探究

通过前文对曹法镜唯识学的思想溯源，已大致理清了九世纪敦煌唯识学的发展状况和曹法镜的思想来源。本章将在此基础上，对曹法镜在九世纪敦煌从事的佛学实践进行探究。

九世纪敦煌佛教发展

敦煌位处河西，自汉张骞开西域以来，就不仅是进行外交、商贸的重要驿站，更是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交汇点。东承汉地传统文化，南有藏传佛教，祆教、摩尼教从西边传来，各类文化和宗教在相对和平和宽容的敦煌落地生根，不断发展，互相影响。

到了九世纪，敦煌前半世纪由吐蕃统治，社会管理体制和宗教文化受到吐蕃影响，后半世纪由归义军统治，吐蕃对其的影响也依旧在延续。吐蕃社会文化的冲击，因政权变动与汉地沟通较难的状况，使得九世纪的敦煌呈现出与汉地有所不同的文化风貌。 要对曹法镜的佛学实践做细致地研究，理解他的行为逻辑，就要首先了解九世纪敦煌佛教的总体发展概况。

一、吐蕃占领前

佛教起源于前五世纪的古印度，主要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和密教时期。一般认为，通过西域传入内地为汉传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为藏传佛教。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与统治者的导向息息相关，敦煌位处边陲之地，也自然受到中原佛教政策的影响，起起伏伏。

但是总的来说，敦煌的佛教发展虽然有短时期的消沉和被打压，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提倡并支持佛教的发展，所施行的政策也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因此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

民百姓，对于佛教的信仰在敦煌的各个阶层中广泛存在。 汉传佛教在中原传播开来的最具有标志性事件是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赴天竺取经。

推行佛教既是统治者在争斗中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也是普通人寻求心灵慰藉的途径。佛教的发展至始至终都依靠着社会的推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后的北魏时期，虽然有太武帝拓跋焘大规模灭佛运动的发生，佛教陷入短期的低迷，但大部分的统治者都推崇信仰佛教，如魏孝文帝崇佛、元荣利用佛教稳固政局，因此佛教都能够在打压中很快得到恢复。

隋唐时期，统一富足的国家局面更是为佛教的兴盛发展提供了条件，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极力地推崇佛教。一方面是中央极力地推崇佛教，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不太平为佛教在敦煌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处于边陲战乱中的人们祈求于佛教的庇护，出资写经活动遍布各个阶层，甚至于隋朝王室成员的写经也会送到敦煌供奉。

唐朝安史之乱发生前，中原地区的崇佛活动走向了高潮，在世家大族和统治者的推动下，佛教盛极一时。尤其是在武则天在位时期，佛教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当时的社会氛围广泛流行神鬼之风，给了佛教根植的土壤，武则天的家族及唐王室都有信奉佛教的传统。在这种社会基础和家族背景下，武则天也开始扶持佛教，多次奉迎舍利、兴建佛寺、翻译佛经，以获得佛界的支持；她还利用佛教，为其名正言顺改朝换代制造社会舆论，其中敦煌石窟第96窟的北大像与第130窟的南大像，就与武则天是弥勒下世的社会舆论有关。武则天的这一系列举措，也使得佛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地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武则天加封皇后的永徽六年（655年）一直到唐中宗复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佛教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也就在此时期，如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此时期的敦煌，也自然受到中原推崇佛教文化的影响，佛寺石窟兴建频繁，如著名的龙兴寺、开元寺、报恩寺等。佛寺中的写经、译经、讲经活动也十分频繁，不少高僧大德都在敦煌地区活跃。

二、吐蕃占领时期

吐蕃王朝是由活动在今天西藏山南地区的藏族先民雅隆部落建立起来的一个横跨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的王朝，本土长期盛行苯教。**干布时期统一了青藏高原，并且向外扩张，同时迎娶了尼泊尔公主赤尊和唐朝的**公主，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法物等，佛教得以在吐蕃开始发展。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吐蕃后，与苯教并存。

经过佛教与苯教长时间的斗争，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印度和汉地的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到达吐蕃，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桑耶寺，培养翻译人才，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佛典，并且建立了僧伽制度，佛、法、僧三宝齐备，佛教大盛。关于僧伽的生活来源，先是由官员供应，后来规定三户养一僧的制度，将若干土地及属民划归寺院，寺院成了领主，并与其子孙臣下一再盟誓、存券、刻碑。约在8世纪，佛教在吐蕃正式建立起来。

不断尝试对外扩张的吐蕃，在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势力大举入侵，由东向西占领河西地区，使得河西的官吏军队与唐朝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步步退守。在经过对敦煌的多年围困之后，吐蕃终于在同意“毋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占领了敦煌。

处于大力弘扬佛教时期的吐蕃，占领了拥有深厚汉地佛教基础的敦煌，佛教自然也能为了敦煌汉人和吐蕃人的一种沟通渠道。吐蕃一方面在新占领的河西各地区设立了完备的僧官体系，以加强对地方佛教的管理，一方面实行寺户制度，寺户数量猛增，人口增多，寺院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僧人得到供养。

这一系列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与吐蕃本部相同又不尽相同、自具特色的佛教。又因社会原因造成的相对交流受阻，敦煌佛教躲过了中原地区“会场灭佛”的影响。可以说，敦煌的此时期的佛教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三、张氏归义军时期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豪族张议潮发动起义，赶走了吐蕃统治者，中原王朝在名义上重新掌控了河西地区。张议潮被唐廷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敦煌地区开始了归义军政权统治的历史。新生的归义军政权依旧以敦煌为中心，在佛界僧人的帮助下，统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时期敦煌地区的僧俗比例也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 吐蕃时期的河西佛教教团，有深厚的信仰基础，对当地的影响就很大。

张议潮的成功起义，离不开敦煌僧团的支持和帮助。在取得成功后，自然他也会积极保护和利用佛教。但是如果张议潮不能很好的从吐蕃人手中接过对教团的管理，这势必会威胁他的统治。因此张议潮对佛教教团进行了一次整顿。他在吴洪辩的帮助之下，对僧尼人数户口进行调查和重新造册登记，并且恢复了乡里制度，同时也对佛教教团的财产进行了清点，掌握了教团的财产和经济实力，这是控制和管理佛教教团的关键。

他还加强了对寺院经济的控制，试图削弱寺院经济，减少佛教浪费的人力物力，增加归义军政权的收入。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起一套以都僧统为领袖的僧官体系。但是整个教团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只是表明归附唐朝的一个举措。这些改革，只是将河西佛教教团的控制权转移到归义军政权手中，消除吐蕃政权对佛教教团势力的影响，但早期归义军政权的佛教发展，依旧不可避免的受到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

四．九世纪敦煌佛学的总体趋势

敦煌以及河西的佛教，在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教与敦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生到死，从信仰到生活，佛教渗透进了敦煌社会整体和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当此时的佛教呈现出世俗化、社会化的倾向，就不难理解了。且由于吐蕃的占领，河西地区躲过了中原地区佛教所遭受的“会昌灭佛”， 佛学研究的盛况，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

归义军时期的著名僧人，吴法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吐蕃统治下度过的，吴洪辩、唐悟真、曹法镜，他们的成长时期和壮年时期也都是如此。这些僧人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吐蕃对河西佛教的保护扶持政策。而归义军初期河西佛教水平的高涨和频繁的佛教教学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吐蕃统治时期佛学发展的继承。

归义军时期的佛教发展，明显的呈现出两个阶段的特征。归义军初期，以吴法成、曹法镜为代表的高僧，在河西进行讲经译经的佛教教学工作。除了佛教教学方面，在归义军政权建设中，高僧吴洪辩及其弟子唐悟真，在沟通唐中央和归义军政权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曹法镜也曾随使团入京。正是因为这批高僧的存在，归义军前期的河西佛教十分繁荣，教团地位空前提高，归义军初期的佛教发展一片大好。而到了归义军中后期，随着这一批高僧的去世，讲经译经的工作已没有僧人可以承担，佛教的研习停滞，佛教的世俗化发展愈来愈明显，佛学衰落了。

在统治阶层中，也再也没有像吴洪辩、唐悟真这样活跃而又具有影响力的高僧了，河西僧团越来越依附于世俗权力。佛教世俗化的趋向不仅仅是河西佛教一地的情况，中原佛教世俗化的趋向更加明显。这是由于佛教本身的特质而决定的。而曹法镜的一生都在坚持学习、传授佛法，正是由他继承了佛学大师吴法成的佛教事业上，才使得河西佛教研习的风气得以再延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