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着男装”现象：是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迎合男性凝视？

穿衣自由，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服饰早已超脱了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成为性别、身份、地位、社会审美和礼制文化的外显之一。事实上，对于男女服饰的严格区分最早可以追溯至《礼记》中“男女不通衣裳”的文献记载。

但是在以不拘小节、开放包容著称的唐朝，“女着男装”一度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服饰潮流。这一现象在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室壁画、陶俑、石椁画和绢画中都有所体现。那么“女着男装”在唐代的墓葬艺术中是以怎样的形式加以展现？其现象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现实？

（一）长乐公主墓男装女骑俑：唐代最早的“女着男装”

1986年，在对唐昭陵陪葬墓之一——长乐公主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众多精美的陪葬品中8件胡服男装女骑俑的出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骑马女俑身着窄袖长袍和波斯裤，脚蹬黑靴。虽着男装，但是头饰和妆容仍保留了唐初典型女性形象风格，头梳高髻，面容清秀端庄，墨描眉目，朱红点唇。

图一 唐长乐公主墓男装女骑俑

长乐公主本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女，生前备受宠爱，因遗传性哮喘病23岁英年早逝，于贞观十七年（643年）陪葬于昭陵。这是目前为止唐代最早“女着男装”人物形象的实物资料。因此，这也说明至少在初唐就已出现了“女着男装”这类现象。

在随后发现的一系列皇族贵戚、高等级官僚的墓葬中，其墓葬壁画、随葬陶俑和石椁线刻中出现了更多的男装侍女。学者总结，男装侍女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穿着完全效仿男性，头戴幞头，穿长袍长靴；

图二 新城长公主墓壁画男装侍女

第二类是效仿男装的同时，保留了女性服饰中的部分元素和女性的妆容发型。至盛唐时期，男装侍女的女性化特征达到顶峰，男装侍女们不仅妆容艳丽夺目，发型衣饰也是紧随当下潮流；

图三 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侍女

第三类则是胡风装扮。唐人喜好胡风，头戴高耸尖顶胡帽、身着胡服的时尚也延续到男装侍女的装扮中。这类胡服据考证应为与唐人最为密切的粟特人的日常装扮。

图四 韦顼墓石椁线刻侍女

（二）“女着男装”盛行：开放的社会风气与特殊的审美观

“女着男装”这一现象在唐之前以及之后的朝代都极为少见，唯独在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前达到鼎盛，与开放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大唐海纳百川、开放进取的气象使得各种域外文化得以传播普及。

加之唐朝统治者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对于胡风的盛行也具有推动作用。因为“女着男装”最开始也是从上层贵族开始流行起来，民间随后才纷纷效仿。同时开化的民风对女性的约束也有所松绑，女性有机会露面靓妆，自由出行，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生活中去。这些因素无疑对“女着男服”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如果将其理解为男女平等、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则是牵强附会，此言差矣！

从考古资料来看，无论是壁画、陶俑、绢画等艺术题材上的“女着男装”均出自唐代皇家贵族以及中高等级官员的墓葬，且多为侍女仆从形象。她们虽然穿着男装，服饰和妆容华丽精致，但更多的是服务于主人的审美意识和风格，并不能表现其个人的主观意志和喜好。“女着男装”与身份、地位、社会审美都有关联，但却并不能将其视作女性意识觉醒、挑战男权的体现。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急转直下，社会风气也趋于保守。《新唐书》将唐朝“女着男装”及胡服等不符合礼制的着装风格称为“服妖”，颇有一种“政失其道”的警示意味。“女着男装”仅仅在有唐一代“昙花一现”，自此彻底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还好我们现在还能通过壁画、石椁画、绢画等墓葬艺术形式管窥唐代男装女子的绝代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