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土著会主动学古代普通话吗？

前面分析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其实，这种政治格局的核心叫作羁縻制度，并一直持续到宋朝，才有所松动。

那么，你觉得岭南土著会主动学古代普通话（即雅言）？酋帅会有动力推广古代普通话？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君不见，即使是在南越国时期，越语与汉语不通，民风民俗与中原地区差异极大。当地越人，饮食有鼠贝鱼蛇，服饰用断发文身，居住高架木屋，出行舟船木筏，巫祝盛行，不似中原用甲骨蓍草而用鸡骨。

而且，​我们都知道，《礼记》将先秦地域分为中原、夷、蛮、戎、狄，认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所谓“蛮”即指包括俚僚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他们讲的话叫“蛮语”，具体到俚僚，就是俚僚语了。俚语和僚语虽然因分属俚族和僚族部落而有所变化，但俚僚同源，所以，俚语和僚语又大体相通。就像现在的壮语和粤语，其实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赵佗

我们还知道，赵佗是中原人，讲的是中原话，即雅言。但是，面对人口处于绝对优势的俚僚，强势如武将起家的南越王赵佗，为了维护统治，拉拢俚僚，也不得不因地制宜，“和辑百越”，并以越人君主、蛮夷大长自居，放弃了中原的冠带之礼，头饰不用中原的束发冠带，宾礼不正襟危坐，而是从越俗，魋髻箕踞，头发在头顶上绾成锥子髻，双腿前伸而坐。

特别要注意的是，赵佗还操一口流利的古越语。虽然，他内心仍属中原。

据李开元《秦汉时期的南越国是如何建立的？》一文称：“由于汉越联姻混血的推行，汉人渐习越语，越人也用汉字……”

连汉人都渐习越语，那么，古代普通话（中原话，即雅言）又如何通行于南越国呢？南越国丞相吕嘉等诸俚僚官员横行岭南，又岂会跟已经会讲越语的赵佗讲雅言？比如，现在的土白，不也在“强迫”外地来的人“入乡随俗”讲白话吗？

当然，我们可以退一步讲，吕嘉等俚僚受华夏文化感召，会讲一点俚僚式雅言，但雅言在南越，在番禺（今广州老城区）毕竟不是强势语言。

南越国

结论是，南越国时期是古粤语形成的雏形阶段。古粤语（古俚僚语）虽然当时受古汉语（雅言）的影响，但本质上仍是俚僚语，演化到了现在，就是粤语了。

而待南越国覆没，岭南政治中心转移到古广信，即现在的广西梧州，达三百多年。那个地方仍是俚僚繁衍炽盛之地，联系前面讲的羁縻制度，连地方长官都多为俚僚首领，即使有汉人迁入（当时汉人迁入规模较小，比较零星，属散客），对俚僚语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当然，古汉语对俚僚语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因此，据众多专家研究，古广信时期，早期粤语已经基本成型。从今天粤西、广西的汉、壮民众所说的粤语中，含有不少壮语因素的迹象来看，当初俚僚先民们所说的“百越语”，很有可能就是古壮语（古粤语或者说早期粤语）。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还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

这段记载交趾的语言、人文及习俗的文字，亦可见古粤语因部落众多，“言语各异”，和古汉语简直有天壤之别，否则就不用“重译乃通”了。——现在的粤语，在北方人看来，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这又何谈汉语之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北宋。

从“鼓反之乱”到广州白话

南宋开始，政治经济中心都南移，中央政权虽然仍大体实行羁縻制度，但也因地制宜，适度改变了民族政策，由此在俚僚重要的传统聚居地粤西发生了著名的“鼓反之乱”，即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南方各部族，强行将俚僚人首领拥有的象征首领权力的铜鼓收走，剥夺大首领权力，造成他们无法统领部众，而引起的动乱。

“鼓反之乱”后，粤西部分俚僚人被汉化，部分俚僚首领及其部族四散迁走。

而在广南西路（主要为今广西），在绍兴年间，将原有羁縻州龚州，并省成为浔州(广西桂平)平南县；平州，并省成为融州(广西融安)怀远县；白州，并省成为郁林州(广西玉林)博白县；观州，并省成为宜州(广西宜山)高峰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废二州而仅成一县”者。

据考证，羁縻州并省的原因，一是朝廷的主动行为。许多羁縻州的土地和人口实在太少，“无乃强名”而已。二是一些羁縻州的首领自愿“内属”。

两广分家，始于宋朝

但总的来说，宋朝加强了对俚僚的控制，有的地区原来实行羁縻制，即“以夷制夷”，由南蛮首领统治地方，转为汉族官员直接参与了对俚僚的治理，并组建由提举官亲自率领的军队以行镇抚。侬智高发动反宋战争失败后的广南西路就是一例。

当时，宋兵与家属留居当地人数不少。其他移民也有相当数量。《大明一统志》卷八四引《宜阳志》曰：宜州“莫氏据其要扼，宋赐爵命，遂成市邑，居民颇驯，言语无异中州”。显见他们是中原北方来的移民，说的是中州话，当然就是客家先民了。

狄青

同书卷八五又引元代地方志说邕州（南宁）:“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言语类襄汉。”襄汉子弟即为湖北襄阳一带的人，讲的是湖北襄阳话（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清轻略带秦”。反正，襄阳话和粤语沾不上边。

继续回到宋朝民族政策这个话题。但是，乾道八年(1172)，田园派著名诗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范成大经略广西时，又改变了这种政策，在邕、桂、融等州“悉罢官军，专用边民”，僚人汉化加深。

清朝的广州

再加上到了南宋和明清，南迁汉人越来越多，珠三角也开始成型，并得到不断的开发。广州的粤语也因此受到汉语更大的影响。

易中天在《大话方言》中说，粤人很异类，被疑为马来人种，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

不过，易中天还是给粤语留了面子，仍称之为汉语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