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传统观点认为，塞利姆三世在推行“新秩序”改革前，奥斯曼帝国正处于严重的军事危机之下。奥斯曼帝国在 18 世纪下半叶与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间的战争中丢失了巴尔干地区与黑海北岸的大量领土。

除去军事失败带来的军事影响外，军事失败在心理上同样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冲击，严重刺痛了奥斯曼人的宗教情结，在心理上使得奥斯曼人深刻认识到了来自于沙皇俄国的军事威胁已经近在咫尺。

财政问题

从表象上来看奥斯曼帝国的“新秩序”改革是国家出于扭转军事劣势目的主动发起的，而非出于财政问题和地方行政问题被迫发起的。

但是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系统与地方行政系统在 18 世纪末同样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出于财政上对实体货币的需要，奥斯曼帝国在地方税制上实行了终身包税制的改革，地方乡镇的税收权被国家以支付每年支付一笔定额预付税款为条件终身转包给了以商人和地方权贵为主的包税商。

在终身包税制改革早期，终身包税制有效的恢复了奥斯曼帝国在地方上的生产能力与税收能力，相比之前短期的税务承包，包税商为了获得长期的税务收益不再涸泽而渔。

但是对于以商人为主的包税商而言，由于缺乏对税务承包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和强制执行手段，商人们往往无法有效的从包税的地区收缴足够的税款或者实物来抵偿自己预付给国家的税款，出于征税的需要，包税商们选择了与地方权贵合作，将征税的权力赋予或转包给了地方权贵。

这种终身包税制的转变事实上严重冲击了奥斯曼帝国传统架构中以军事采邑为主的地方土地管理体系，传统结构中以蒂玛制度为基础，依靠地方基层宗教法官征收调节税赋的零散化税收体系逐渐转变成为了以地方权贵个人包税区为基础集中化的税收体系。

地方权贵们通过收缴实物税收，参与地方贸易活动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资金的充裕使得包税商们逐渐有了培植自己武装力量的能力，通过大量招揽地方叛军与雇佣兵，包税商们们在地方上掌握了可以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抗衡的武装力量。

在地方行政事务上，地方权贵们最初仅仅负责辅助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派驻到的官员，随着终身包税制的实行，以地方权贵们为代表的包税商代替了之前中央派驻的行政官员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在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

在原有的税收体系与行政体系瓦解后，地方上的宗教法庭逐渐成为了新的政治活动场所，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权贵们通常在地方宗教法官辖区的法庭上共同讨论地方公共事务与税收事务，宣读苏丹的法令。

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权贵们推选产生，被推选出的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领袖被称为阿扬（ayan）。

最终，以阿扬为代表的地方权贵们逐渐将自己的包税区转变为了自己的个人领地，事实上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不再向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支付预付税款，奥斯曼帝国在税基与地方行政上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在贸易上，帝国的经济系统同样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且缺乏新的外部经济动力。

经济史学家默罕默德·根茨（Mehmed Genç）提出奥斯曼帝国在十八世纪经济秩序中的三大支柱是供给主义（Provisionism）、财政主义（Fiscalism）、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

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在经济生活中，关注的是商品供给的稳定与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价格间的平衡。

出于维持进口商品供给与价格的稳定，奥斯曼帝国倾向于在海关政策中采取有利于商品进口的低关税政策。低关税的政策使得奥斯曼帝国在贸易上缺乏竞争力，全国除了伊斯坦布尔之外均出现了严重的贸易失衡。奥斯帝国整体无法从新兴的全球贸易中获益。

尽管奥斯曼帝国试图通过调整供需平衡来适应进口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与进口量的不断下降，但是根本上奥斯曼帝国无法摆脱在经济领域对外国商品的依赖。

对外贸易的高额逆差与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使得奥斯曼帝国在应对内部危机与外部军事威胁的过程中不断失利，而对外战争的失利与内部地方势力的动乱则加剧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

尽管自身经济体量巨大，但是奥斯曼帝国却无法依靠自身的经济体量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建立一支军队应对外部军事威胁与内部的地方动乱，难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财政问题并非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失败的唯一因素，但是毫无疑问，财政上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奥斯曼帝国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对于军事改革来说，奥斯曼帝国迫切的需要对帝国经济系统进行重组来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进行新军队的建设。

在对 1787-1791 年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失败的归因分析上，奥斯曼帝国军队内部的腐败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奥斯曼军队作战能力的主要因素。

耶尼切里新军被描述为一群更倾向于在商业活动中寻求经济利益，拒绝接受苏丹政府调令且频繁发动政变的武装暴徒。

但是事实上，耶尼切里新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依然源于奥斯曼帝国的财政问题。

在 1787-1791 年俄土战争前，一份文件提到了奥斯曼帝国在本德（Bender）地区驻防要塞的耶尼切里新军士兵从 1784-1785 年开始就再没有收到过任何军饷，政府一共拖欠了这些士兵 153718 皮阿斯特。

撰写记录的官员声称这些士兵随时可能发生暴动攻击周边城市。

在波斯尼亚地区， 驻守要塞的耶尼切里新军情况更糟，士兵们的军饷从 1774 年开始就被一直拖欠，直到 1788 年与沙皇俄国开战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才通过变卖地产的方式勉强为这些驻守在波斯尼亚的士兵筹措了一年的军饷。

显而易见，到了 18 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只有在战时才能临时性的足额支付耶尼切里新军的军饷，士兵们的军饷被常年拖欠，耶尼切里新军士兵们往往负债累累，不得不通过参与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的方式来自筹军饷。

这种财政困难所引发的军饷拖欠必然使得耶尼切里新军这样一支具有常备军性质的部队无法在非战时维持必要的训练与军事纪律。

军事动员问题

除了财政方面的问题，在 18 世纪末的对外战争中，军事动员问题始终限制着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

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兵员主要来自于耶尼切里、西帕希骑兵、地方领主的私兵、雇佣兵与地方民兵。相比采取强制征兵措施的沙俄军队，奥斯曼帝国的兵员并不充足。

在 1782-1803 年间，俄国始终维持着超过 40万人的常备军。而奥斯曼帝国作为常备军的耶尼切里在纸面上不足 10 万人，而战时通常也只有一半的耶尼切里能够在前线服役。

由于无力维持一支训练充足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常备军，奥斯曼帝国所采取的替代做法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多支规模较小的常备军分驻各地，而在战时通过吸纳地方上的非正规军与地方权贵们所提供的人员以扩大军队规模。

这种模式尽管相对灵活，但是征召起来的士兵素质往往参差不齐，尤其是在 1768-1774 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征召了大量的穆斯林农民参军，这些缺乏军事训练的人员在战争中无法和训练有素的俄军正面抗衡，在战场上成为了最早溃败的部队。

在战争结束后，这些来自地方的征召兵被成建制的遣散后，由于缺乏相应的战后保障，通常这些人会成建制的成为地方上的匪盗，这直接致使 18 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饱受匪患。

以 1791 年，一次被广为记述的西帕希骑兵叛乱为例。

在 1787-1792 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共有 12000 宫廷西帕希骑兵在册，但是这些在册的宫廷西帕希骑兵中只有 2000 人在第一时间响应了征召。

直到 1791 年春天，没有更多的西帕希骑兵响应征召。出于在多瑙河前线发动春季攻势的需要，奥斯曼政府选择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地区征召后备军，共有超过 10000 名骑兵响应了征召。

但是这些响应政府征召的军队中只有少部分人是真正持有军事采邑的正规西帕希骑兵，其余大部人均是来自于锡瓦斯（Sivas）与安纳托利亚其它地区的叛军与匪盗，这些叛军部队绝大部分由塞巴巴尔德（Cebbarzade）以及卡拉奥斯曼普鲁（Karaosmanoplu）等几位地方权贵领导。

这些军队在开赴前线后，拒绝接受官方军队所派来的军官领导，并对大维齐派来领导他们的军官展开了攻击。

在战争结束后，这些新招募的西帕希骑兵拒绝按照命令撤退到海尔索瓦（Hirsova），并掀起了叛乱，大维齐不得不选择依靠塞巴与巴尔德与卡拉奥斯曼普鲁两位地方权贵与叛乱的军队进行谈判。

最终在双方谈判 下，叛乱者们同意以 40000 阿克切作为回报放弃叛乱和注册成为在册军人的请愿。

这些事情直接反映出了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军事系统的管理混乱。国家不得不选择和地方上的权贵们达成妥协，依靠地方权贵们在地方管理与军事动员等领域发挥作用。

在中央政府无力干涉的情况下，地方权贵阿扬们开始与大大小小的“匪帮”产生联系，前者通过对后者的支持与雇佣使得中央政府难以重新控制农村地区与这些匪徒化的地方军队。

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地方权贵达成妥协，依靠这些地方权贵作为代理人来收税和招募士兵。到了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地方权贵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成为了事实上半独立的领主。

因此，在寻求改革时，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认为有必要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权威。

在帝国高层看来，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效率低下是由于军队中缺乏纪律的约束和地方权贵们的不忠诚，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方面可以维护苏丹的权威，镇压地方权贵的叛乱，另一方面则可以改善军队缺乏纪律约束的状况。

在经济问题上，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新军同样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奥斯曼帝国需要一支军队来维护苏丹政府对于地方税务的权威。在行政上，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将是奥斯曼帝国维护国家统一，维持中央政府权威， 避免国家陷入内战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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