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济南的洪家楼有我满满的回忆

前阵子，洪家楼教堂突然火了，和大明湖的超然楼一同成为了济南的“网红”。

论岁数，超然楼虽然记载时间长，但建筑年龄和洪家楼教堂不能比。如今的超然楼，是大明湖扩建新区时建的，比我来济南的时间要短很多，洪家楼教堂已经一百一十八岁了。

老人家经不住折腾，最近游客数量太多，从本周开始，洪家楼教堂暂停开放。其实，歇歇也好，就这样看着，相看两不厌，就很好。

我在洪家楼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那时租房子，朋友介绍，在山大一宿舍，老校西门冲着的那条路，路北有个大院子，里面全是两层的小砖楼，建筑大概有五六十年历史了，却结实得很。每座小砖楼分四户，每户进去，冲着一条走廊，两边都是房间，像办公室一样，大大小小五六间。走廊尽头的房间带一个小阳台，打开阳台门，能看到碗口粗的白玉兰树，每年初春，枝杈把盛开的花朵递到阳台上。到了深秋，阳台上堆满落叶，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我住的那套房子据说是成仿吾故居，原本是给一名博士后提供的。这名博士后是外省一所大学的副教授，不常来，就把房子租给了我，房租几乎是象征性的，他偶尔回来，也在这里住三五天，我有时请他喝点小酒，聊聊文学和美学，他经常用娴熟的学术语言去描绘生活琐事，听起来新鲜有趣。

从这里出门很方便，步行五分钟到洪楼广场，公交线路多得数不清。我上班的话，多坐1路或11路：1路穿过闵子骞路、山大路、泉城路、共青团路；11路穿过花园路、东关大街。我经常在上公交车时买份报纸，一直看到下车那一站（有时报纸厚点，会不小心坐过站），下车顺手把报纸丢在垃圾桶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浪费，想把看过的报纸送给别的报摊，又怕人家觉得奇怪，还是自己扔掉了吧。

在车上，偶尔也听着MP3愣神，发现香水味浓的年轻姑娘在贵和下车的居多；年龄大一些的，多会在人民商场下车；还有不少在老东门下车的，身材和面目都是模糊的。

走到洪楼广场的这段路，可以从山大校园穿过，西门进，南门出，两边的操场上，有打篮球的，也有踢足球的，还有练武术的，太极拳或梅花桩，一招一式极其认真。如果从外面走，就要路过教堂，错对面就是电器商场，到了周末，商场搞活动，在外面扎上台子，音乐惊天地泣鬼神。我多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刚刚听到的还是唱诗声，三五步就成了嘈杂的电子音乐；刚刚是圣歌，迅速就切换成了“神曲”，让人难免有些错乱。

老火车站被拆掉之后，这座教堂绝对是这座城市最美也是最珍贵的老建筑（也许没有那么绝对，还有万字会旧址，但我没进去过，感觉不如教堂美）。据说几十年前，从泉城路往东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教堂高耸的穹顶。

我第一次读卡佛的《大教堂》时，结尾那名盲人用手指画教堂时，我闭上眼，脑海中马上出现的就是这座教堂。那时，我进去过几次，看到里面祈祷的人们，总有几分感动。但是，教堂不是每天开放，一个平安夜，有位行动不便的诗人朋友想到这里的教堂来，我和另外一个诗人朋友推着她的轮椅，从北园大街一路过来，到门口才知道，教堂那天不让进。我们只好又推着轮椅送她回去。那天尤其冷，手攥住轮椅的靠背，似乎都要被粘上，脚也快失去知觉了。和我一起推轮椅的诗人朋友笔名叫严冬，回去我写了首诗，现在只记得一句：严冬都冻得打哆嗦，我的上帝啊!

那时我刚到报社工作，钱少朋友多，朋友也都是穷朋友，人穷志不短，人小酒量大。我常请朋友吃饭，在住的院子对面的各个小饭店里，有炒菜，有拉面，也有火锅和烧烤，大都不怎么好吃，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经常换招牌和老板。尤其是烤羊肉串，总让人怀疑到底用的什么肉。不过，每家店的价格都便宜，差不多百十块钱就能摆一桌，就这样，有一次结账我还发现钱不够了，硬着头皮给老板说先欠二十元，次日结清。然后，在老板难看的脸色中走了。没过几天，又去那里请朋友吃饭，喝得有些多，结账时和朋友一番推搡，出门发现老板不但忘了收我们的钱，并且还倒找了二十元。我转身回去，对老板说账算错了，然后在老板难看的脸色中，递给他一百元。老板一脸惊奇，说着谢谢谢谢，扭头从柜台上摘包烟塞给我。我当然没要，心想下次如再遇到钱不够时，老板的脸色应该不会那么难看了。可惜，没几天，这家店也关门了，又换了新老板，我虽有些遗憾，但并不感到意外。

隔一条街，有家新疆居，拌面和大盘鸡做得相当地道，据说在济南的新疆馆子里也小有名气。我去的话，多是一盘炒拉条子，顶多配上两根羊肉串，就觉得尤其“亚克西”。那里有款从石河子发来的酒，叫“三两三”，每瓶不多不少，整三两三，五块钱一瓶，清冽，醇厚，比“小二”好太多。后来去别的新疆馆子，专门问这款酒，都没有，到新疆去也没有见到。

这家店后来好像搬到了东边，2020年新冠疫情时，我给餐饮企业免费做推广，老板和我联系过一次，很热情，说等疫情过去一定去坐坐，我也一直没有去过。

方圆一里内，有家甏肉不错，在一所中学门口。还有一家武侠主题的酒店，噱头挺足，服务员穿着店小二的衣服，嘴里各种仿古的吆喝。每道菜名也颇为奇特，比如“九阳神功”，其实就是豆腐皮和羊肉；还有“如来神掌”，就是炒卷心菜；“紫霞神功”就是茄子烧油条，菜品的口味一般，偶尔去一次，相当于玩一局古装RPG（角色扮演游戏）。

在这一带，我还碰见过两次打架的，都是血战。一次在山大西门门口，当时正在修路，可能是刚铺上柏油，没有干透，禁止机动车穿行。有个骑摩托车的中年大汉非要过去，被修路的一名老农民工拦住，大汉停下摩托车，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伸出胳膊，掐住了老农民工的脖子，老鹰抓小鸡一般，一把就将他推倒。可能是胜利来得太简单，也可能是余怒未消，老农民工刚从地上爬起来，大汉又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在路人的相劝下，如此三四回合，大汉似乎像玩游戏上瘾了一样，毫无收手的意思。这时候，只听一声干号，从人群中冲出一个小伙子，举着一把短铁锨冲了上去。小伙子一看就是老农民工的儿子，模样相似，身材和他父亲一样瘦小，爷俩一块也不是大汉的对手，铁锨扑扑地拍在大汉穿着棉服的背上，依然扭转不了被动的局面。被大汉打急眼了，小伙子趁大汉不防，突然跳起来，举起铁锨，正拍在大汉的脑袋上。“啪”的一声，大汉立刻停止了进攻，慢慢走到路边，蹲下，一手捂着脑袋，一手拿出手机打电话，血从他的指缝中流下来，滴在崭新的柏油路面上。

另一次是在新疆居那条街上，当时有工地正在施工，一车车卸钢筋，有家小饭店的老板可能觉得影响了自己生意（本来生意就不好，现在更差），就去呵斥卸钢筋的农民工。农民工们才不管这个，继续干活。老板急了，就去动手打了人。我正在新疆居吃拌面，听见外面一阵山呼海啸，出门看见十几位农民工每人提着一根钢筋狂追小饭店老板，老板跑了不到二十米就栽倒了，农民工们拥上去，时间很短，散开时，老板从血泊中摇晃着站起来，警察也来了，打人的农民工纷纷扔掉钢筋，一个个猴子一般，翻墙跳进工地里。

那段时间我正在看一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史料，所以感慨格外深。

夜市，当时也是热闹的，到了晚上，两边全是地摊，人拥着人往前走。也有一些小吃，粗制滥造的居多，到花园路东头，倒是有家辣炒螺蛳，炒得干净入味，每次去都要排队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阵子洪楼广场对面摆起了卡拉OK摊。当时KTV已经很普及了，这样的摊实在少见，在夏天的晚上，一台电视机和一台万利达歌王，连上音响和麦克，老板有歌单让客人选，花两块钱可以点一首歌来唱，每次都围了特别多的人。不得不说，大部分点歌的，唱得也都过得去，有的还有些专业素质，但我至今难忘的，却是一首女声独唱的《黄土高坡》，唱歌的大姐从头到尾，没有半个字在调上，围观的人笑得肚子都疼了，她还在引吭高歌，陶醉其中。这样的情景，我后来去参加的《我是大明星》海选中才偶尔看到，坐在评委席上，我竟然清晰地回想起多年前那一幕。

我在那个院子里住时，唯一的不便就是晚归。尤其是冬天，院子十点就关大门，叫门的话倒也能开，要喊半天，才能看到传达室老头睡眼惺忪地出来，大衣裹着一身怨气，手里的钥匙闪着匕首的冷光，把锁都能开出车的动静。所以，后来我干脆翻门而入：先跳起来，抓住门上的栅栏，蹬门而上，再翻过去，让身体下去，撒手，落地，动作日臻熟练。一次次的实践中，我对这座城市里曾经关于燕子李三的传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有一天，院子里小砖楼上贴上了拆迁公告，这里要建小高层了。我也只好从这里搬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找搬家公司，还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帮忙招呼着，尽管并没有多少东西可搬，但总觉得似乎真的要搬一个家。虽然只是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总觉得搬走之后，就失去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洪家楼还是洪家楼，但不再是我的洪家楼。当然，也许洪家楼从来就不是我的洪家楼，但每一个在那里住过的人，生命里都有一段属于洪家楼的时光，在那段时光里，洪家楼就是他们的洪家楼。

我在洪家楼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洪家楼为何叫洪家楼。我不认识那里一个姓洪的邻居，也不知道洪家楼到底是哪座楼。后来，我在史料上看到洪家楼的名称来自于明代，一位洪姓官员，那时候，洪家楼是他的，但几百年之后，他所有的痕迹在洪家楼也不复存在了，仅留下了名字。其实，对于几百年后的人们来说，我们今天的一切也注定消失，那里还叫不叫洪家楼，也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