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生育焦虑，需要社会系统性应对

目前，走低的生育率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话题。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不少代表委员就减轻年轻人生育压力及打破生育焦虑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在鼓励生育的时代背景之下，90后与00后年轻人接棒成为当前的婚育主体，但如今养育成本的增加、教育焦虑的蔓延、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就业压力的增大，与职场性别平等失衡的加剧、子女养老需求降低等客观条件和观念因素叠加交织，令“不敢生”和“不想生”的问题日益突出。

代表委员为打破生育焦虑而提出的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针对因为经济压力想生而“不敢生”的人群，另一类则针对因为社会系统性问题而“不想生”的人群。

想生而“不敢生”的人，主要是因直接养育成本高企。据统计，如果将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成人所花的成本与人均GDP相比，倍数为6.9倍，中国这一数字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为此，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建议，对所有生育女性发放生育福利金，以改变产育假只针对职业女性而令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者和农村妇女得不到相应福利的现状。同时，她亦建议免除2024年后出生孩子学费至大学，即实现无差别的国家生育福利货币化。

而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则倾向于鼓励三孩，建议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姚爱兴则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完善生育津贴发放政策规定，对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给予一次性生育奖励，并对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每月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定额的育儿补贴。他更强调，不仅要关注生育政策本身，还要做好经济社会相关政策的配套衔接，建议强化住房保障优惠和照顾政策。

代表委员希望通过均等化或有不同权重的货币化补贴，缓解“不敢生”人群的经济压力，通过变相提升他们的养育经济能力，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效果。

至于“不想生”的人群，除观念因素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社会环境及系统性问题，包括家庭中抚幼责任的倾斜、职场中对于婚育女性的隐性歧视，这与缺乏社会性的兜底型政策而将责任分解到个体身上有着隐秘的关联。

甘华田表示，女性家庭抚幼负担与社会劳动参与存在矛盾，而养育子女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如果仅由女性承担是不公平的”，市场上保姆雇佣费用也较为高昂。因此，他建议完善生育配套措施，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消除育龄妇女就业歧视；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而全国人大代表李君则建议在小区办托管班，通过社会性抚育服务来缓解“带娃难”的问题。

代表委员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建议，实则都是围绕解决系统性问题，解决生育的后顾之忧，提升“不想生”人群的生育意愿。

“不能光喊口号，基础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南都采访时，给出的消除与生育相关职场性别歧视的答案。对于生育率走低，她强调这是年轻人的合理反应和理性选择，同时指出“能做的就是创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贺丹梳理国际经验后发现，性别平等做得越好，性别平等进步到更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就会提升。

无论是“不敢生”或是“不想生”，都是处于育龄的年轻人在面对目前的社会环境与系统性问题所作出的个人选择，情绪化地催生或是以情感绑架进行教化，都很难提升生育意愿，全方位解决系统性问题，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