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为一个制度完整、戒律森严的朝代，奏折是大臣们写好后交给内阁，经过初步筛查，才交给皇帝亲自审批。皇帝往往会在奏折上写下一些重要的指示，批复完成后转交给大臣，大臣再根据皇上写的指示去完成工作。奏折最终要交还给朝廷，保管在内阁大库。

这些连一般学士大夫都无缘一窥其“美富”的皇家档案，曾经遭到怎样毁灭性流失厄运的呢？

“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内阁大库终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为维修内阁大库，将残缺和雨淋虫蚀者运出焚化，毁朱批红本4500捆约30万件。修缮内阁大库的事宜，一搁就搁了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了库房危险的警告，修缮内阁大库才终于付诸实施。

担任摄政王的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遍寻不得。载沣当即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100余万件红本朱批档案面临被毁的命运。

这时候，有两个关键人物无意间走近了这批珍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看到有两卷一半已露出在外面的档案，顺手抽出翻阅了一下，顿时惊愕不已。原来他顺手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

“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

罗振玉立即向张之洞作了情况汇报，经过张之洞的努力周旋，这批珍贵档案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后来，这用破旧米袋装满八千麻袋的秘档，又迁移到了被称为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一时仍放原处没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内阁大库档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端门办公，秘档像现在搞房屋装修的人家堆建筑垃圾一样，被堆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溥仪被赶出皇宫，收拾行李时，就想到了这些密档，他觉得没有什么价值，还不如烧掉算了。后来，他将这八千麻袋的“烂纸”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

“这笔生意你不争取将来肯定后悔”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傅总长指派的二人中，其中一人便是此时恰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

当时的档案分两次出卖：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三千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第二批出卖的便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止的档案史料，计有十四万八千余斤。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姓傅的庶务，跑到西单的同懋增，对经理程运增说：“放着这笔生意你不争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程运增用四千零五十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

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内阁大库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将内阁大库档案与日本人换钱，就国人的感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内阁大库档案今归何处？

谈及内阁大库档案的最终归宿，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得以留存库内的档案，后存于故宫文献馆，于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而命运多舛的那“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自打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将其作为废纸流出，便有了令人唏嘘的境遇。在同懋增等纸商的经手下，被化为纸浆比较多，而且主要是明代档案。

被免于化为纸浆而幸存的那些档案：一部分由罗振玉移至奉天图书馆，1947年时被运至北平，于1958年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部分经罗振玉之手卖给李盛铎和日本人松崎。李盛铎后又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南京，择要者装100箱携至新址（1948年至1949年，被迁往台湾），另一部分则留在北京，暂存于午门西翼楼，于1954年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留予后人研究与评说。

2002年，日本一户普通人家在搬家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的仓库里竟然有整整四个麻袋的“废纸”，他们打开一看，发现这些“废纸”上写的都是中文，有一些上面还盖着清朝的玉玺印记。这户日本人家发现“密档”后，有人出高价购买了这些资料，他们因此而发了一笔财。

结语：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将“八千麻袋”大内档案誉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之一。从1909年到1958年，短短50年，“八千麻袋”档案几经易手，经历了太多的战火与损耗，最后仅剩一半，好在今日它终于能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找到安全的归宿，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八千麻袋”大内档案记录下的不仅仅是纸页上的历史，还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近代史缩影，更是一部活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