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9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访问印度的最后一站加尔各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一位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共会给蒋介石什么官职呢？

这个问题一下子引起在场记者的兴趣，大家纷纷注视着周总理，等待着可能会轰动国际的答案。

那么，周总理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件事的背后又怎样的历史背景呢？

对台政策的转变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段讲话。

“台湾是中国内政，台湾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与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这种和平的姿态和诚意令美国措手不及，却赢得了各国的称赞。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方面也不得不迅速作出应对。不久，国务卿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出的倡议进行了回应。

于是，同年8月1日开始，中美两国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台湾蒋介石当局发起了一轮轮的和平攻势。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发生了改变。

台湾问题本来只是我国的内政。但是，朝鲜战打响后，美国舰队公然进驻台湾海峡，使台湾问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解放台湾的计划。

1954年12月，美国与蒋介石先是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公然使用军事手段插手台湾问题。接着第二年1月份，美国又通过了“有权武力保障台湾安全”的相关法案，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解放台湾的计划中，也必须要将美国的海空力量考虑进去。

鉴于我国海空力量还很薄弱，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台策略。如果按照之前先夺取靠近金门、马祖两座靠近大陆的岛屿。那么很大可能造成国民党当局龟缩台湾，并在美国的搅弄下形成“两个中国”。这正是美国最想看到的。

因此在多方考虑各种权衡利弊之下，中央对台湾问题的策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1955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第1次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这一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国参加万隆会议。临行前毛主席特意指示，可以借着这次机会适当表露“和平解放台湾”的愿景。

这就有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台湾问题的各种发言。这些发言等于公开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果然引起了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之后，毛主席、周总理又在国际国内许多场合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比如，1955年7月，周总理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如果可能，中国政府愿与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步骤。”

这无异于给蒋介石发去了一个信号。

但是，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份和平诚意非常抵触。他在这一年9月份与日本代表团见面时甚至说道：“和中共做朋友，就会成为中共的俘虏。”

一心想反攻大陆蒋介石只能继续求助美国人，希望他们可以“坚持反共政策”，为自己反攻大陆，创造条件。但美国人又不是傻子。朝鲜战争的阴影还笼罩在美国政府的头上。而且美国只是想通过台湾遏制中国，并不会冒险和中国人真的再开战。

因此，美国不仅只打算保台湾和澎湖列岛，还不断培植“台独势力”，扶持亲美官员上台，搞“两个中国”。这样一来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而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准时机，加大对蒋介石的和平攻势。1956年初，毛主席提出了“爱国一家，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之后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提出：欢迎台湾派遣代表同我们进行具体步骤的商谈。

民革主席李济深等在大陆的国民党人士也先后发出号召：早日走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上来，为祖国统一建功立业。

除了这些公开的声明号召，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更是主动请缨秘密前往香港进行联络。在我方的积极努力下，蒋介石是否会转变态度呢？

“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6年7月1日，一个名叫曹聚仁的香港记者秘密返回大陆。半个月后，周总理带着张治中等几位原国民党官员在颐和园宴请了这位从香港来的客人。

因为，这个名叫曹聚仁的人是正受了台湾方面的委托来见周总理的。

当时，大陆和台湾处于隔绝状态。为了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章士钊先生携带着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了香港。

当时《香港时报》的负责人许孝炎是章士钊的老乡加同事，而他实际上的身份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文宣负责人。

许孝炎看到信以后感到事关重大。送走章士钊后，他立即乘坐飞机赶往台北面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信沉默良久。中央给他的信里提出了四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其中一条甚至提出，除外交归中央，台湾其他方面都可以由蒋介石管理。

这让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安。他不确定中共到达想干什么，是不是真的要和谈。最后，蒋介石和蒋经国决定先找一个人去试探一下中共的意图。

于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接受了蒋氏父子的委托秘密来到了北京。曹聚仁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先后见了他四次。

面对曹聚仁表达出来的疑虑，周总理反复强调：“我们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次呢？

曹聚仁回香港后立马把北京的消息对接给了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接着，他又把自己北京之行的消息写成文章刊登在了《南阳商报》上。文章的题目就叫《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

这份报道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准备进行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这再次表明了中共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诚意，也再一次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

于是，当12月份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就多次受到外国记者的提问。

12月6日，在印度马德拉斯有记者问道，“您愿意向对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做一些补充吗？”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重申了对台湾的政策。和对蒋介石本人的期望。

3天后的加尔各答是访问印度的最后一站，中国代表团在这里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世界各国著名媒体的记者。

“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那么中共会给蒋介石一个什么职位呢？”

一个记者问完，又补充道:“会是一个部长吗？”

显然，这个问题和答案，很有可能成为明天各大报纸的头条，也会引起蒋介石和美国的关注。

看着记者们期盼的眼神，周总理笑了笑说道:“部长太低了。”

当时，我们虽然频频展示了要和台湾方面再次合作的消息，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尚处于未知之中。可如果不回答或者回答地太高太低都会让人怀疑我们之前呈现出的态度。

而周总理的回答既没有具体某个职务，又展现了对蒋介石的重视和对商谈的诚意。

而蒋介石那一边在我们的和谈宣传攻势下也有了行动。

1957年初， 许孝炎突然接到命令从香港赶回了台湾。被紧急召回的许孝炎接受了一项秘密的任务。

那就是替蒋介石寻找合适前往北京的人。和之前相对中立的曹聚仁不同，这次蒋介石要找的是能代表国民党进行商谈的人。这个人既要对国民党忠心耿耿，最好又当时不在台湾挂有职务或者职务不重的人。

可见，蒋介石做了两手安排，一旦没有和北京谈妥，又泄露了消息，他就可以不承认和中共接触过。

许孝炎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后，找了几个人选。最后，蒋介石选中了自己的学生宋宜山。

之所以最后选了这个有职务但职务不重的宋宜山，是因为他还有一层身份可以为他做掩护。他弟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降将，现在正被关在功德林中，所以即便是日后问起，也可以用探亲作为掩护。

这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由广州乘坐火车秘密到达了北京。宋宜山的到来无疑给毛主席、周总理提倡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带来了希望。中共中央更是高度重视和宋宜山的会谈。

那么，宋宜山的到来会给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带来怎样的进展呢？毛主席倡导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又是怎么搁浅的呢？

第三次国共合作未始即中

194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则消息第一次公开地正式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说法，令许多国内外渴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人士都分外激动。

而所有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个消息发出时，北京国共两党直接正在进行秘密地会谈。

如果说曹聚仁先生是国共交流的使者，那么宋宜山则是第一个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与中共进行会谈。先是，周总理在东兴楼亲自宴请了宋宜山。

接着，我们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又和宋宜山就两岸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和宋宜山的会谈中，我方再次提出了“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下的高度自治区，由蒋介石领导”的提议，而且更加具体。

因为还算初步接触期，宋宜山事先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何授权，这次并算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真正谈判。因此，和宋宜山的会谈大部分时间，是在解答他对大陆推进和平的具体政策。

中共方面对和谈的充足准备让宋宜山感到了满满的诚意。但真正让宋宜山改变看法的还是新中国的改变。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官员，宋宜山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宋希濂

那这次到北京，变化之大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这令宋宜山非常受触动。临别之前，他还去功德林看望了自己的兄弟宋希濂，更令他感慨万分。

就像他在回去后给蒋介石的报告里说的那样：“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百姓安居乐业……反攻复国，似已无望。”

可宋宜山的肺腑之言却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忠诚于自己的学生，只去了北京一趟，回来就大夸共产党的政权。

蒋介石的怒火立马就烧到了宋宜山身上，命令他再也不许回台湾。宋宜山想为国家统一贡献力量的抱负刚起来就被熄灭了。

国共的第三次合作还没正式开始，便已经胎死腹中了。

当然，除了对宋宜山报告的不满，这次国共接触中断也有着各方面的原因。其中，国际局势的动荡也让蒋介石觉得再次看到了反攻的机会。

这一年，相继爆发了叙利亚和波兰事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之间也公开产生了许多分歧。这些都让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动荡。想要浑水摸鱼的蒋介石又开始宣传自己“反攻大陆”的计划。

这一年10月份，国民党八大在台北召开。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抵抗中共的和谈主张”，“反共复国”的总方略。自此，蒋介石算是放弃了这次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机会。

有趣的是，此次以后，蒋介石和大陆并没有完全失去联系，甚至在对抗美国“两个中国”阴谋中形成了一些默契。

为了粉碎美国分裂的阴谋，蒋介石坚定不从金门、马祖撤兵，而毛主席则对这两座岛屿攻而不取。这样既能“以打促谈”，又可以将美国绑在金门、马祖上，粉碎他们的阴谋。

从曹聚仁、宋宜山来京到蒋经国去世，两岸谈判的大门几次打开，又因为种种原因几次关上。

但是就像周总理说的那样，急是无用的，可能会拖下去，但只要播好种子，把路开对，结果终会如同千万同胞所期待的那般，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