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吉尔的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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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已经发掘出多处殷商遗址，殷墟与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存在的真实性。

商朝是继夏王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夏的方伯商汤,通过鸣条之战等一系列战争灭夏建商。

商朝前期屡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

商世系方面“按照王国维的意见，殷王世系以成汤立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商民族起源开始到商汤立国之前，称为先公世系；从商汤立国到商纣之亡，称为先王世系”。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建国后传17世31王。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得出，商王朝存在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

《尚书·周书》中较多篇记载了周人对夏商王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这些记载反映了商王朝的更替与天命观念、君王的品德言行、臣下的贤良忠诚及社会饮酒习俗方面的密切关系。

天命

殷商时期的天命观可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对当时社会生活已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殷商时期，人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上天的安排，上天具有极大的权威，他不但掌管着天上诸神，也掌管着人间的万事万物。”。

商代人信奉的天命观念是与鬼神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王遇事都要占卜，尤其是在鬼神方面，《礼记·表记》中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商代人对天命鬼神的迷信在后世文献中记载较多，且出土的甲骨卜辞最能反映商代这种思想，商的统治者几乎天天有祭祀，凡事必占卜，商王迷信鬼神，并以此来统治人们的思想，巩固王室的地位。

先商时期的商隶属于夏，“汤为夏诸侯，称商侯。”商直到汤灭夏建立商朝才逐渐强大起来。

《尚书▪周书》记载，商汤灭夏建商，统治并治理四方民众，是天命其所为的。

夏桀不敬畏天威，不体察民心向背，采用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而遭致天命不庇，于是天命转移至成汤，命其伐戮夏桀，取而代之：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上述史料是《周书》记述的有关商汤灭夏的原因，由于夏桀不顺应天命，使天命将治国的大任转移至商，商汤接受天命，伐灭夏桀。

商汤灭夏建立商朝是受天命所任，是天的旨意，汤只是接受天命，完成灭夏大任而已，这一方面说明商受天命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另一方面也将商取代夏的原因归于天命，弱化商灭夏的事实。

关于商人灭夏是受天命而为的说法，不仅《周书》中有记载，在《尚书·商书》中也同样记载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汤在伐夏桀的誓词中明确表示征伐夏桀是上帝的命令，“我”不能违背上帝旨意，并希望众人能齐心协力一起完成伐桀大事。

重要思想：“天命观”

此时的“‘天命观’是殷商统治阶级的重要思想，商汤讨伐夏桀便是承受‘天命’而执行的”，商汤利用天命观念为商人取代夏朝政权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使商人相信商的灭亡是天命所为。

《周书》记载，商朝建立后，统治者顺应天命，商朝兴盛；否则国将衰弱，甚至灭亡。《无逸》载：“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

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由于殷王中宗在位期间敬畏天命法度，勤恳治民理政，不敢懈怠政事，所以中宗在位时间较久。

《周书》记载，中宗在位时间较长与他时刻以天命为上、顺应天命的行为密不可分。从成汤到帝乙之间的商王在位时期大都十分注重天命，《多士》中记载：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这段话大意是讲从成汤到帝乙的商王都力行德政，谨慎祭祀。上天命令汤建立商朝，安治殷民，商王不敢违背天命，顺应天意并享受上天的恩泽。

而商纣无德，且其不遵从商先王勤俭治国的经验教训，毫无节制的纵情享乐，不顾上天旨意及民众艰苦。从而失去上帝的保佑，导致上天降灾亡国的后果。

上天不委失德之人以重任，小国大国的丧亡，都是自身怠慢上帝而遭致天命诛灭的后果。《周书》此段话意在表明商王在位时间长短与其是否顺天保民密切相关。

这与《商书》中的记载相一致，《尚书·商书·盘庚上》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此为商王盘庚在迁都至殷时与其臣民的对话，“强调要按上帝的命令指示办事”，其中讲到商先王遇事，大都会顺应天命，不敢安于其邑，如今迁都是天命“我”所为，上帝将永远保佑“我”治理殷地，复兴先王的大业。

将商的迁都大事赋予浓厚的天命色彩，是当时社会思想意识决定的，这相对可以减少迁都过程中的阻力。

同样的，《高宗肜日》载祖己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祖己告诫高宗，上天监视民众，使民众能合理行事，民众的寿命，是由其自己决定的，不顺应天命之人，是自取灭亡的。

祖己训诫高宗要谨遵天命，以德治民。祖己将天命主观化，更有利于商王顺应天命，实行德政。

商先王能顺应天命，使商王朝政治相对稳定，而商纣王则荒淫无度，无视天命，导致商朝覆灭。

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在《周书》多篇中都有提及，记载最多的是商纣王不遵天命，导致天命不顾，《召诰》中记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

这句话讲到，上天已经终止殷商的治国之命，这时殷商国很多贤明的先王和商之后的君王、臣民均在天上。

商纣王时期的政事不善，明智之人藏匿，而害民之人在位，这是商纣不能顺应天命任用贤能的结果。商纣任人“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

总之，是商纣无视天命而使商朝面临灾祸，“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

“予永念曰：天惟丧殷”“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以上记载均在说明殷商王朝失去天命的佑护，殷纣王违背上帝，导致丧失天命，国家灭亡。

周公时刻以夏商统治时间较短，不敬畏上帝，导致早失天命而亡国的事例为鉴，告诫周族及后人要谨慎修德，顺应天命。

以上提到《周书》中的史料都将殷王朝的覆灭归于天命，以便西周王朝为其取代商朝王位寻找合适的依据，但也能说明商代受天命观念的影响深刻，不仅周人将殷商亡国归结于天命，商人自己也将其灭亡视为天命所为。

《西伯戡黎》中讲述祖伊劝诫纣王的情况，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这是祖伊在得知周伐黎后劝诫商纣王要顺应天命，而商纣王却认为自己为王是天命的旨意，不需要体恤百姓，祖伊劝说纣王谨遵天命却无功而返。

纣王认为自身能够继承商王王位是天命所向，既然“接受了上天赋予的统治权，那也就是‘天帝’会保护商王的统治，并不会将权利收回，商王朝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商纣王才会如此肆意妄为，污蔑神祗，不遵天命。

关于天命的记载

《逸周书·商誓》也有许多，关于商先王敬畏天命与商纣违背天命的记载：“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

“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蔑神祗不祀，”“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以上史料记载的均是关于商纣不敬畏天命神祗，昏忧天下，暴虐百姓的事例，正是这些原因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覆灭。

除商纣外，还有一位典型的无视天命者武乙，“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在商朝天命观念影响较深的情况下，武乙敢忤逆上天，其行为在当时社会会受到严厉批判。

商朝的王朝更替与天命相关的认识在《周书》中有较多记载，这与当时商人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商代的统治者多以‘天命自居’”，在整个商王朝的统治过程中，商代统治者时刻将天命观念置于首位，尤其是商朝末期的商纣王，完全是以天命为可恃，足可见纣王迷信天命之深，这也反映出商末殷人绝对的神权论。

但依《周书》看来，商纣没有认识到天命也是会转移的，周的天命观以天命转移解释夏商周政权的更替，认为是夏桀暴虐无道而使上天将治国大任转而向商，导致夏的灭亡。

也正是由于商朝末期纣王不敬畏天命，而使天命不顾，转而至周，导致商朝的灭亡，周王朝从而得以顺利取代商朝。

《周书》记载，天命观是商人信奉的主要观念，也是商王朝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书》关于天命观的记载，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周武王伐纣灭商朝寻找合适的理由。

《周书》将商朝的灭亡归结于商纣不顺应天命所致，既夸大了天命观的作用，又将周王朝的建立赋予天命色彩，使周朝代商更加合理化，从而降低了商代遗民的亡国之恨，减少了周朝建国建制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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