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梅兰芳取道广州回沪之谜

沦陷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在日军、汪伪统治下演出，此事早已广为人知。然而，1942年5月梅兰芳到广州参加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活动，恐怕知者不多。或许正是5月份的广州之行，使他能在7月份返沪。

1938年4月，也即上海沦陷初期，梅兰芳仍在天蟾舞台正常演出（谢思进、王丽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4月底，梅氏赴香港，决定暂不回沪，一住数年，直到1942年7月27日返沪。1942年梅兰芳新收弟子李玉茹回忆道：“我从梅师学艺是在1942年夏天。那时，上海处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梅先生为了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节，蓄须明志，谢绝舞台……”（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谱》第145页）。王、刘《年谱》说，梅兰芳蓄须，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开始。据该年谱记载，1942年“由于侵港日军不断纠缠，决定取道广州返沪，与家人同居”。此次“取道广州”是什么情形，之前未见有过详细记载。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附录《梅兰芳年谱》，系依据上述王、刘《梅兰芳年谱》未定本改写，该谱写道：“7月下旬，经朋友帮助，终于回到上海，从此杜门谢客，不参加任何演出活动。”（《梅兰芳全集》第8卷第252页）几部年谱对梅兰芳取道广州回上海的过程都语焉不详。

1942年5月19日的汪伪《中山日报》，载有梅兰芳等人到达广州的消息。 （资料图/图）

查1942年汪伪广东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这一年5月20至21日，原定举行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组织演剧及提灯游行。5月19日，该报刊出报道，题为《香港艺术界新闻界昨日乘轮抵市 梅兰芳、薛觉先及邓芬等一行十余人 由郭处长率领赴爱群休息》，内称：“香港艺术界及新闻界，为庆祝本省政府成立二周年起见，特于昨（十八）日上午九时半，受香港西川报道部长、和久田嘱托、刘火炎嘱托，率领全体人员十八名乘‘海南丸’上省，下午四时半抵达本市，……旋由郭处长率领赴爱群酒店休息。”其中艺术界名单为：“梅兰芳、严清槐、薛觉先、吴楚帆、邝山笑、小燕飞、黄曼梨、谢益之、邓芬（画家）、简经纶（金石家）。”

吴楚帆、黄曼梨、邝山笑、薛觉先、小燕飞都是著名演员，多由粤剧、唱歌而转入电影，其中，邝山笑与小燕飞、谢益之与黄曼梨为夫妇关系。邝山笑在香港沦陷后，“向敌寇摇尾乞怜”“在日寇卵翼下而为八和会长，罪无可恕”，被称为“落水戏人”。（陈子明《伶界丑类》，载1945年12月6日《建国日报》）。这次香港文化界人士是在日本占领军报道部“押送”下赴穗。

日军占领时期的广州爱群大厦，梅兰芳一行下榻处。 （作者供图/图）

5月19日，香港文化界一行18人“谒陈主席”，即伪广东省主席、陈璧君胞弟陈耀祖，“即赴报道部拜谒山崎部长，并赴特务机关谒见矢崎阁下，是晚，并由特务机关长招待各文化界人员。”因之前发生爱国志士用炸弹暗杀日伪官员事件，纪念大会宣告“延期”，实际上取消，香港文化界“代表团”在穗既然无法参与“庆祝”，行程改变为参观访问，也就顺利成章改名“观光团”。20日，“观光团”参观市政府及所属各局，晚上陈耀祖在国际俱乐部宴请香港“来宾”。21日上午，“观光团”前往省政府宣传处，下午到报界公会及光复中路各报社参观。这次参观，“惜梅博士兰芳因偶染小恙未获与会，不无憾焉。”（5月23日《民声日报》）

5月22日，《广东迅报》刊登《梅兰芳谈广州繁荣一如既往 所得观感至为快慰》报道称：“本人因抱病，本不打算来省。因承省方长官盛意，与西川报道部长见邀，故挟病前来。抵本市后所感觉得的，就是广州的繁荣，一如昔年，此事至令人快慰。本人无政治学识，不敢多所发表。拟明日返港，屏挡完毕后，即买舟赴沪，盖吾家在上海，实倦鸟思还之意也云云。”梅兰芳作为“客人”，不得不敷衍一下，称赞“省方长官”治理有方，广州一如往昔的繁荣。这篇报道引人瞩目的是梅兰芳公开表达了希望返沪的意愿。

1942年5月22日《广东迅报》刊登梅兰芳的观感。 （作者供图/图）

据24日《中山日报》报道，香港文化界人士包括简经纶、梅兰芳，均于23日乘“海南丸”返港。不久梅氏又静悄悄回到广州，住在爱群酒店。他每天从酒店打电话询问机票情况。到1942年7月26日，梅兰芳终于落实到机票，下午三点从广州起飞，当晚在台北降落，休息一晚，第二天飞到上海大场机场降落。（1942年7月27日《申报》）

梅兰芳为何不从香港直接赴沪，而要“取道广州”？因史料不足，难下确切结论。笔者猜测，香港日本占领军不想让他离开。梅兰芳借到广州参加“庆祝大会”的机会，在广州拉上关系，才得以返沪。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梅兰芳年谱》说“经朋友帮助”，是一种巧妙的处理，因为不好披露“朋友”姓名。

笔者猜测，帮助他取道广州返沪的“朋友”，可能是此次跟他一起到广州的简经纶。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广东番禺人，生于越南，回国后长期担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负责人，为著名的金石学家、篆刻家。梅兰芳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早有合作，该公司甚至在1926年推出“梅兰芳牌”香烟。著名药商梁培基或许也提供了帮助。1928年梅兰芳到穗演出，梁培基为主要东道主。1931年4-5月，梅兰芳在广州做第二轮演出，梁培基及南洋烟草公司仍是主要东道。

大革命时期，简经纶是非常活跃的“进步人士”，得到中共方面肯定，深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重用，出任广东省党部常委兼商民部长，与汪精卫亲信有较多交往。约自1928年起，汪精卫侄子汪宗准与简琴石、梁培基合组“民众烟公司”，汪宗准担任董事长，公司规模不小。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财政厅长由汪宗准出任。据《中山日报》报道，汪宗准之前赴南京，本月17日返粤。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穗沪之间的飞机轮船班次均不正常，客位极少。若由简琴石、梁培基游说老友汪宗准，相对来说容易弄到机票。故而，梅兰芳要在广州久候，到7月26日才得以登上飞机，第二天才抵达上海。

香港沦陷后的非常时期，梅兰芳为了返沪不得不“取道广州”，为此说了一些赞美日伪统治的门面话。1959年梅兰芳入党，按照一般原则，他应该会将这段经历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或许是得到了谅解。抗战时滞留沦陷区的演艺界名人，为人身安全起见，被迫从事一些“不得已”的活动，除梅兰芳外，薛觉先等粤剧名伶也不免此厄。

陈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