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宾德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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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政复辟时代极具争议且倍受轻视、但对后来文学形象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浪子人物（rake-hero）出现在17世纪，这是封建英国摸索着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剧烈动荡期。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现代英国可以说发轫于17世纪。

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去世后，英国长期处于国王与议会、国教与清教的斗争中，最后导致了英国革命、清教政权、王政复辟和光荣革命，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为浪子人物的出现和流行提供了社会语境、思想指引和文化文学动因。

英国的王政复辟

从古至今，人们谈及英国王政复辟，往往想到“骄奢淫逸”“声色犬马”的“欢乐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和倒行逆施企图恢复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而谈到光荣革命时，认为它“是我们最后一次革命......正是由于我们在17世纪有了这一场维护性的革命，所以才避免在19世纪发生一场毁灭性的革命”，并将其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共同视为世界史上最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实，“王政复辟”这个术语本身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封建、保守、落后等内涵，难怪有学者把它与“时钟的倒转”和“旧秩序的回归”等相连。

这种论断不过是辉格派进步论史学观的偏见，而且越来越受到现代学者的质疑。

著名英国史研究专家克拉克（J. C. D. Clark）指出，“如今我们十分清楚，光荣革命并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洛克得意的时刻，而是自由主义—契约论者意见一致的产物，我们必须到王政复辟中去寻找延续的源头”。

虽然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在18世纪成为“世界上财政、工业、商业、殖民和海军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是最成功的。英国文化与思想也开始逐渐对欧洲及世界的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但是复辟时代为18世纪英国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腾飞基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现代商业金融业的初步发展、皇家学会的成立等。

复辟时代或许在影响的持续性和深度上不及后来的乔治时代，但就其变革的先进性和对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意义而言，它与乔治时代密不可分，以至于史学家多用“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统一指称两者。

浪子人物出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王政复辟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侧面说明内战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政权多么不得人心。

清教徒以加尔文主义为信仰、以《圣经》为最高权威、以“净化”天主教和英国国教安立甘宗（Anglicanism）的神学思想、教会制度和宗教礼仪为奋斗目标。

虽然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但严苛的清规戒律也使其饱受诟病。

他们以虔诚、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等德行为生活准则，以“成圣”和“荣耀”为人生追求，试图使日常生活神圣化、使宗教生活日常化，从而荣耀上帝。如此一来，他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以上帝为中心。

他们认为酗酒会引起骚乱、亵渎上帝，所以他们禁止饮酒售酒。滚木球、斗鸡、逗熊等游戏会导致赌博，所以此类大众娱乐活动也被明令禁止。

另一方面，为了荣耀上帝，使他们的宗教观具有普世性，清教徒极力推广自己的信念，企图净化社会风气。

1647年，国会通过法令，以戏剧不利于公德将其取缔。不久，政府又下令取消圣诞节。

1650年4月19日通过《严格遵守安息日法令》、5月1日通过《反通奸法》、6月28日通过《反诅咒和谩骂法》，8月9日又通过了《反无神论和渎神言论法》。

这种激进且压抑人性的极端社会改造思想，皆暴露出清教政权“向后看”的历史观。

然而，经过人文主义洗礼的英国人民和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英国社会，面对清教徒的“存天理，灭人欲”时，不断借由对传统旧俗的依恋来表达对清教统治的不满。

最后，查理二世在乔治•蒙克（George Monck）的迎接下，于1660年5月回国复辟。

因此，清教政权的逆施倒行不仅使王政复辟得以发生，也使惩戒人性欲望的移风易俗运动宣告失败，更为浪子人物的出现“培育”了社会文化基础。

但浪子人物的出现更直接的动力在于以宫廷文化的回归和霍布斯学说对人性欲的鼓吹为焦点的英国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王政复辟后宫廷文化“报复性”回归，本质上说浪子人物就是宫廷人士的戏剧化表达。

而宫廷文化中的宫廷礼仪和宫廷爱情自然也是浪子人物的行为操守和生活重心。但复辟时代的宫廷爱情，远不像浪漫传奇中的男子怜香惜玉而女子含情脉脉那样，是一种有名无实的精神之爱。

由于受到清教移风易俗运动的过度压抑，又由于国王查理二世生性放浪不羁，且在逃亡期间感染其表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骄奢淫逸之风，所以复辟时代的宫廷爱情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崇尚肉欲的身体之爱。

如果说清教文化是克己复礼的极端，那么以查理二世为核心的宫廷文化则是纵情享乐的极端。

“宫廷才子”艾特利吉爵士的处世哲学就是“坐上破损的出租马车，在城里到处闲逛，去满足自身的性欲要比花时间坐在国务厅细声揭露王子们的野心阴谋，快活得多”。

清教政权反对的，查理二世都积极赞成；清教政权禁止的，查理二世都大力支持。清教反对通奸，查理二世私生子无数；清教反对酗酒，查理二世的宠臣罗彻斯特勋爵（Lord Rochester）曾诗曰：“我11点起床，2点用膳，7点前又烂醉如泥。”清教反对戏剧，查理二世回国之后立即特许两家剧场上演戏剧。

这种矫枉过正的举措，不仅提升了性放纵在社会上的声誉，还使其被视为一种时尚而得到效仿。

德莱顿（John Dryden）就不止一次地表示宫廷及贵族对浪子人物塑造的影响。

为《时髦婚姻》（Marriage a la mode, 1673）所写的献诗中，德莱顿就明确地表达了对罗彻斯特勋爵的感激，“我们时代最好的喜剧家会与我一道坦诚，他们是从您身上模仿宫廷的风流、表达的精炼和举止的高雅。”

在另一篇文章《为后记辩护》（Defence of The Epilogue, 1672）中，他也提及：“现在如果任何人问我，从何时起我们的交谈如此精炼优美？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归功于宫廷和宫廷中的人，尤其是国王；他的表率确立了规范。”

于是，学者沃瑞斯（W. H. Van Voris）甚至认为，“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性行为上的恣意妄为和服饰上的光鲜亮丽，是对回归的政治和社交中心公开表忠的形式。”

剧场是宫廷文化的输出机构

复辟时代获得营业执照的两家剧场：国王剧场和公爵剧场的赞助人就是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Duke of York）。

“查理二世从一开始就对复辟剧场展现出积极的兴趣，因为他知道舞台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所以他不仅直接指导戏剧家创作，还在剧场演员缺少华服来表现人物的高贵气质时，直接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演员。”

而从复辟喜剧的内容来看，也是以宫廷文化为导向，“用保皇党人的话说，剧场成为颂扬国王和宫廷价值观唯一的文化机构。”

最后，当时戏剧的演出时间为下午，更加适合于有闲的贵族阶级，而非忙于事务的商人阶级。

正是因为宫廷文化的直接影响，浪子人物才具备了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深谙风花雪月等个性特征。

如果说以查理二世为核心的新宫廷文化直接影响了浪子人物的出现，那么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则为其松绑了道德负担并提供了思想指引。

身为查理二世的老师，霍布斯的学说受到了以查理二世为首的贵族阶层的热烈欢迎，“国王复辟后，他经常出入宫廷。在那里，他有许多的门徒”。

霍布斯对人性的自然主义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清教徒的禁欲主义。

不同于清教徒把欲望看成恶魔和罪恶，霍布斯认为人首先是一个动物性的存在，然后才是理性存在，但是人的动物性却并不使人完全等同于动物。

因为“人的欲望跟动物的欲望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不过是对外在感性知觉的反应，因此，动物只对有穷尽的客体本身产生欲望，而人则本能地怀有无穷尽的欲望 。”

所以说动物的欲望只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人的欲望却是主动生成。

对此，霍布斯对“权势欲”的分析极具代表性：

“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

所以，人类就一直处在这种追求—满足—追求欲望的过程。

一旦欲望得以实现就产生快乐，而快乐的保持又需要不断地满足所追求的欲望，所以“幸福就是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

这也解释了为何浪子人物需要不断地去猎艳，不停地偷香窃玉，“弄到新情妇之后的乐趣就是可以甩掉旧情人”。

霍布斯不仅肯定欲望，还从心理上消除了对欲望的恐惧。

霍布斯认为，“任何人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

这就完全颠覆了清教的善恶观。

霍布斯以个人眼光来判断善恶，而清教徒以上帝眼光来判断善恶，所以霍布斯移除了宗教束缚在人性上的重担，以致于浪子人物对自己的欲望毫无愧疚之感和悔恨之心。

在谈及欲望的根源时，霍布斯认为人性欲望的根源在于虚荣自负—人在咏味自己权势时得到的满足感。

而人的虚荣自负又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平等，而是“在从中追求荣誉或益处。这才是我们主要追求的目标，朋友倒是在其次的”。

《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1693）中的温拉夫（Vainlove）正是这样一位虚荣自负又追求高人一等的浪子人物。

他不断地引诱有夫之妇：西尔维娅（Sylvia）和拉提西亚（Latitia），但他只是享受追求她们的过程，而不愿品尝“胜利的果实”。

当她们两人都希望与温拉夫幽会时，温拉夫就让自己的好友贝拉姆尔（Bellmour）去赴约。

如此性格，连贝拉姆尔也惊叹：“弗兰克，你天性中的慷慨大方让我为之一惊。”

对此，温拉夫自己也戏谑道：“我怎会不慷慨？我总是把野兔们惊得到处乱窜，好让你逐一猎取。”

对温拉夫来说，与其说对女性的苦苦追求是为了性满足，倒不如说“性的满足”就是苦苦追求或是一种心理优越感。

对于这点，温拉夫自己都有清醒的认知，他说：“就没有女人能给男人带来追逐的乐趣：我的乐趣总是被打断或者阻止。不让我顺心顺意，我反而会一追到底。看到野兔在猎狗嘴中拼命地跑是反常和无趣的，会让敏捷的猎手感到乏味至极。”

然而，浪子人物对优越感的追求，不仅局限于异性。

正如霍布斯所说，荣誉和好处才是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朋友只是其次而已。

对温拉夫来说，贝拉姆尔只不过是他荣誉的见证者和虚荣心的满足者。

虽然每次温拉夫骗取到新情妇都让贝拉姆尔去享乐，在贝拉姆尔看来是一种慷慨的赠予，但是在温拉夫心里却是一种施予。温拉夫作为一个施舍者的自满，从他给贝拉姆尔信件的举动中就一清二楚。

喜剧开头，当温拉夫告知贝拉姆尔，有事要去处理时，他随手拿出一叠情书。

关于拿出情书的动作，在舞台指导中用了三个不同动词去修饰。

它们分别是：（温拉夫）“甩了甩一叠情书”（showing letters）、（温拉夫）“扔出一封情书”（flings a letter）、（贝拉姆尔）“捡起那封情书”（takes up the letter）。

这三个简单的动词，把贝拉姆尔在温拉夫心里的地位刻画得淋漓尽致。

如果我们自行在脑海中对文本的“空白”进行补全，就会看见：温拉夫高高在上地炫耀着情书，看到贝拉姆尔眼馋地望着，温拉夫轻蔑地丢出一封情书，而贝拉姆尔躬身把它捡起。

“躬身”（take up）一词，既可以是贝拉姆尔为了捡起情书，身体躬身向下，又可以理解为贝拉姆尔心理上的臣服。

这绝对不是对这段话的“误读”或者是“过度阐释”，这是作者预埋好的谜团，静待他的“理想读者”去解开。

不然，康格里夫也不会使用“showing”和“flings”这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不是单纯地表示动作，它们自带有情感内涵。

由此可见，霍布斯学说对浪子人物个性特征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人性欲望方面。

正是在王政复辟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在英国新宫廷文化和霍布斯学说的影响下，以宫廷礼仪和人性欲望为核心生产了王政复辟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喜剧形象：浪子人物。

但是如果我们熟悉英国喜剧人物的传统，就会发现，除了上述政治、宗教、社会和文化原因外，对于浪子人物的出现，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喜剧文学人物传统的内在发展。

当然，这些内因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紧密相关，因为新文学形象的出现往往由于旧有形象无法承载现实需求，无法契合新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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