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制度传承与发展，大一统政权民族交融的侧面反映

左榜进士的十三份答卷，保存情况不一。李穀卷出自本人文集，全篇存录。李齐、李祁、罗谦、陈植、佚名一等五卷，虽篇中文字或有残损，甚或脱去首、尾，尚属基本完好。宋梦鼎、朱文霆、张兑、李毅、佚名二等五卷，结构大致完整，但文字阙佚较严重。

宇文公谅、艾云中两卷，则不但文字残阙，且各脱去后半篇。无论如何，同一策试中能有多份对策以资比较研究，洵属难得。答卷条对部分，仅有李祁、李穀、朱文霆、张兑四人按照策题的五个层次分段回答；其他七人各分四段作解，情况也不相同，或1～2段合并，或3～4段合并，也有4～5段合并；宇文公谅、艾云中则后半篇阙失，分段不详。说明试卷的考校分等，以文理纰缪、违碍犯讳、误字涂改等为主，分层尚无严格规范。

状元李齐对策，是左榜进士的典型之作。他将君主霸的世运与元亨利贞的天道相联系，提出世运虽有不同，“然而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者，则无时而已”。答卷借邵雍之论，诠释皇、帝、王、霸名义的不同，即“以道化民者谓之皇，以德教民者谓之帝，以功临民者谓之王，以力假仁者谓之霸”。又历数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事迹，说明其事功的差异。他还引证经典“精一执中，建中建极”，“钦明文思，恭敬宽仁”，“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分别概括君主的心、德、道；同时明确指出，三者的治迹“虽若不同，其心则一”，而霸者之心，不过急功利而已，与君主有着“浅深纯杂”的区别，“不可一例而论”。

至于《皇极经世书》以君主霸分而媲之春夏秋冬，答卷认为即使天道循环，由贞而元，是“理之必至”，但汉、唐之治虽有可观，却是“伯王之杂，心术之偏，君子无取焉”，不能与君主相提并论。据制策所引《尚书·康诰》两语，推出顺帝兼有取法祖宗和君主的双重含义，而取法的关键，又在于讲求君主之心法，效仿世祖之成宪。答卷又进一步推论，“法君主治，亦惟法祖宗而已”。因为“祖宗之治，即君主之治也”，从而期望顺帝“合君主之治，而成一代之盛治”。至于霸者之事，则不足以“渎圣听”。

至此，李齐返回到尧舜其君的儒家传统思维，以君主霸理论与元朝统治现实的连结，凝结成为顺帝确立典范的对策宗旨。李齐(1301—1353)，字公平，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南行台监察御史，河南、淮西廉访司佥事，移高邮知府。以劝降张士诚被执，不屈而死，与至治元年(1321)右榜状元泰不华、泰定四年(1327)左榜状元李黼皆以不负所学名。至正五年(1345)，李齐还曾以太常博士任会试考试官，并参与纂修《宋史》。左榜第二名李祁的对策，亦值得探究。与李齐相较，二者均以道化、德教、功劝、力率解释君主霸的名义和事功，用十六字心传和建中建极作为统治者心法，这是两卷的相同之处。

对于以春夏秋冬比附君主霸，答卷也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秦、汉以下的君主，因心术未纯，道德未备，故其功业不过霸者，而难与君主比隆。邵子之说虽具有合理性，但亦不必拘泥。对策终篇又反复告诫：“此心苟诚，则蕴之为道德，推之为事功，自有不可揜者。此皇、帝、王之道，所以至今为盛也。心苟不诚，则徒弊精神于功利之末，亦琐琐无足观者。此伯者之事，后世所以羞称之也。”希望顺帝慎选儒臣，益加讲论，对理欲之机、诚伪之别，精察明辨，笃志力行，以期与君主同心同德。

统观全策，李穀确实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其他考区的进士答案不同。又如对古代经典的阙佚，答卷于追述孔子整理典籍时，又征引孔、孟之言，同意制策所谓不可以尽信而无疑的判断，也与李祁、陈植等众多对策强调经典的重要性、不宜以可疑之说妨碍学习不合。李穀完全不同意以春夏秋冬匹配君主霸，认为邵雍此说“几于术数”，不是孔、孟之论，也与大部分答卷不一。不过，李穀对策虽与通解有所差异，却不出《大学》条目和《孟子集注》的窠臼，仍符合以理学传注为准的的科举程式。尤其在廷试策的中心问题上，李穀将君主与霸作截然划分，用道心和人心诠释二者的心与道德，并以端正君心作为师法君主、驯致盛治的根本，则与其他进士毫无二致。说明在历史知识与科举训练等方面，高丽与汉地或有差异，但科举的实行，无疑推动了儒家思想和理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

李穀(1298—1351)，字中父，号稼亭，高丽国杨广道韩州人。延祐七年(1320)高丽国登科，泰定三年(1326)、至顺三年(1332)两中征东行省乡举。中进士后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次年，奉勉励学校诏使本省。其后往来大都与高丽间，任职高丽国与征东行省。著作有《稼亭先生文集》二十卷。其子李穑，曾入读元朝国子学，亦中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文化教育发达的重要考区，更不乏富于个性的进士对策，《题名录》亦有反映。河南汉人罗谦的答卷有2500字，在全部对策中篇幅最长，其特点有三：一是对策非常重视引据经典。

根据进士题名，罗谦五经考试的专经是《书经》，他不但以“师古训”和“法祖宗”准确诠释了制策所引《康诰》，还反复征引《说命》《吕刑》《仲虺之诰》《秦誓》《舜典》等《尚书》诸篇，以及《诗·大雅·假乐》和《孟子·公孙丑上》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加强说服力。二是他专门批评邵雍的君主霸理论，指出皇非专化于道而无德，帝非专教以德而无功，王于道、德亦然，证明邵氏名义说的不合理。

罗谦又云，《皇极经世书》以春夏秋冬比拟君主霸，又以元会运世提挈纲领，其学说本于伏羲《先天图》，是由数推测的结果，理论上不可拘泥。他大胆地提出，制策“一岁之气，适然而然”之言，于理未通却有浑一之嫌；制策“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之说，兼论人事与气化的关系，虽是理之必然，然又两无所证。因为数乃气化之所周流，理则为人事之所当尽，“气化虽衰而人事能尽，则世道之危者可以安；气化虽盛而人事不至，则世道之泰者或以否”。是以知邵子所谓君主霸，必非上古的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是罗谦极为强调圣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皆古代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是君主之理，具于顺帝之心，君主之道，著于孔子之典籍，“惟愿陛下加圣学之功焉”。

罗谦(1308—？)，字林亨，邓州穣县人。及第后授归德路亳州同知，曾任国子助教。江西进士陈植答卷也富于个性色彩。首先，对策虽也取道化、德教、功劝、力率以解说君主霸的名义，但又进一步批评邵雍的其他论说。在他看来，君主只是名殊而实同，惟有五霸例外，属于僭窃，不足以与君主相提并论。其次，陈植强调，古代典籍虽有阙佚可疑之处，但是先儒已有明辨。不宜以可疑之说作为先入之见，妨碍对其中记载的圣贤之道的重视，而应该尊所闻，行所知，以师法前圣。再次，策文颂扬元朝的统一为“旷古所无有”，而制策又有志于正心之学，所以终篇提出“讲学”与“正心”两个要点，希望顺帝“讲求学术之要，慎察此心之微”。

陈植(1293—？)，字中吉，吉安路永丰县人。天历二年(1329)、至顺三年(1332)两中湖广行省乡举。中进士后授南康路录事，累迁翰林待制，后谪博罗县令，归建中山书院。通观元统御试的汉人、南人对策，虽然中心概念的选择、论述的方式、具体问题的解答各具特色，主要思想却相当一致。第一，大部分答卷用“以道化民者谓之皇，以德教民者谓之帝，以功劝民者谓之王，以力率民者谓之霸”，诠释君主霸的名义。第二，宋梦鼎和李穀外的十一位作者，一致强调古代经典的重要性。如李祁认为，三坟五典虽或不存，但五经经圣人删述，所载皆帝、王大经大法，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不可因部分篇章有残损可议之处，即怀疑经典而不加学习。

第三，所有作者在论说道、德、心时，都将君主与霸相区别，并运用“道心”“人心”“精一”“执中”等道统心传的概念，来解释二者心术的差异。这是制策的中心问题，不容置疑。不过，各家辨析道心、人心则稍有不同：李祁、朱文霆、陈植、佚名二以诚、伪说明，罗谦、宋梦鼎、张兑、艾云中用天理、人欲区分，李齐、李穀用性之、身之与假之作解，佚名一则以敬与不正对应，也都符合理学的诠释。第四，对于以春夏秋冬配合君主霸的邵雍之说，各家答卷较为分歧，或者肯定有合理之处，或者持批评态度。

据苏天爵记载，元统元年，“今天子入即位，寻诏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苏氏时以奎章阁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两位佚名进士和李毅的答卷，也不约而同地希望或赞扬顺帝即位后“辟奎章之阁，设经筵之官”。廷试策问及对策的倾向，与经筵的开设相互呼应，意在进一步促成顺帝对儒家典籍和治国理想的崇信。

综上所述，汉人、南人对策的相对一致，或与应考诸生熟悉往届策试的考题与答卷、参与各级儒学书院的训育有关，显示出在以理学传注和思想为标准的科举引导下，各族各地士子思想的渐趋一致。毫无疑问，不论策试的具体问题有何差异，元统元年两道御试策的宗旨，都反映出推动顺帝继续汉化、接受儒家传统理念以渐臻盛世的希望。这正是策问作者和众多对策者的共同心愿，也是朝野儒士的殷切期待。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如人所愿。

仅过两年，至元元年(1335)，顺帝即在太师伯颜、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的操控下罢废科举，给四海儒学之士以巨大打击。监察御史吕思诚、斡玉伦徒等30余人联名劾奏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顺帝不允，诏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反而出吕思诚为广西廉访司佥事。

可以说，元朝廷与汉文化融合的进程是非常缓慢和曲折的，但它也为其后统一中国的少数族政权提供了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