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文化生态困境和表现

晚唐五代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很多士人眼见难以得君行道，同时又为了躲避混乱时局，选择归隐不仕。宋朝建立后，他们仍然习惯于隐居山野，不乐出仕。

著名道学家陈抟即是如此，在后唐长兴年间，陈抟曾赴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从此以后，陈抟便隐居山野，以山水为乐，不再有仕进之心。其潜心研究道家思想，成为当时有名的隐士和易学大家。后周时期，周世宗曾召陈抟入朝，并欲赐予其官职，但遭到了陈抟的拒绝，周世宗感念其德行，赐号“白云先生”。

另外，还有一些前朝的旧臣及士人，在旧王朝覆灭之后，一方面遭受覆国丧君之痛，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新王朝的恐惧，于是他们也主动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加入到隐逸的行列。

为了巩固皇权，宋初最高统治者利用隐逸群体“独善其身，不干势利”的行为来对士风及文化建设进行引导和改善，同时，他们也希望借优待隐士之举来向世人彰显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隐逸之士中，也有少数“以隐干禄”之徒。

宋初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朝宰执大臣，也多以谨慎循默为是，因循持重更是成为当时士林的一种风尚。

宋朝以前，宰相的地位是很高的。出于对宰相的尊敬，历代宰相面见帝王，皇帝必赐座赐茶，宰相与天子商议国事时，必定是与皇帝坐下来边喝茶边商讨，此宰相坐朝的惯例已沿袭一千多年。

范质在此时请求废前代坐论之制，虽有废除冗制、简化程序的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洞悉到赵匡胤对皇权绝对化的极度渴望。从此以后，坐论制被废除，宰相的特权与尊崇被弱化，皇帝的权威与尊贵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是对前朝旧主的愧疚，一方面是对太祖的忌惮，这些都注定了范质在宋廷很难再有作为。

除了由五代入宋的士大夫中有不少奔竞之徒外，宋朝建立后，天下趋于一统，政清人和，由此产生的躁竞之士亦不在少数。这些人在入仕之前汲汲于功名，为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想尽办法。有诸多成功的先例在前，“尚敏速”之风气迅速席卷整个科场，最后不得不由太宗出面整顿，此风才得以禁止。

一个时代士风的变化必然会对文风产生极大的影响，五代之际，时局动荡，社会的混乱和儒学体系的坍塌，以及文士地位的降低，使得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宋朝建立之初，文士几乎都是由五代过渡而来，这样的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活跃于宋初政坛的开国功臣诸如范质、陶谷等多为北方士人，这些人虽有吏才，但论文学素养实难与南方文士相匹敌，江南旧臣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江南文士所带来的旧文风也影响着宋初文坛。

自唐以来，朝廷、官府的许多重要文书皆以骈体书写而成。因此，对于文臣来说，骈文写作是他们必备的技能。宋朝建立后，依旧秉承了有唐以骈文写作公文的传统。加之太祖太宗两朝，国家刚刚稳定，面对一个结束战乱的新兴政权，朝中士人无不顺势歌功颂德，极尽夸耀之能事，长于铺排的骈体文成为他们歌颂新政权的不二之选。

当然，宋初文坛也有将骈文写得恰到好处之人。如南唐旧臣、宋初名儒徐铉所作骈俪文自然流畅，浑然天成。

此类华靡文风的盛行对士大夫的公文写作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此，乾德四年六月，宋太祖专门颁布《进策不得乱引闲词诏》。对于文学素养有限的太祖而言，如果那些歌功颂德的锦绣文章是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这些华而不实的公文却真真实实地让他感到头痛，于是不得不采取政治手段予以禁止。

宋初诗坛，效仿白乐天的诗人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士人家庭，他从小便深怀儒家传统的淑世精神，且终生不改其志。又因他曾亲身经历过战乱割据，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故其诗歌多以反映现实为主。

到了五代时期，文士不受重视且境遇危险，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远离政治中心，白居易诗歌中的讽喻精神在此时文士的诗歌作品中几乎消失殆尽，诗人学白开始着重于通俗自然的语言特色、旷达自适的诗歌风格以及个人生活琐事的抒写。

宋初士人多由五代入宋，安定舒适和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为白体诗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白体”诗自然而然成为文坛最重要的一派，拥有众多拥趸。

太祖太宗优待文士，同时为了安抚群臣、避免臣子觊觎皇位，有意提倡士大夫及时享乐。文士宴游唱和成风，故而宋初宗白诗人群体，不仅在诗歌语言上推崇白乐天，还有意识地效仿白居易与元、刘等人往来唱和之行为，由此写下了大量的酬唱诗。

宋初白体诗人在政治上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统治者对白居易的推重，必然引起“白体”诗在士大夫群体中的风行，崇白诗风几乎席卷整个朝野。继徐铉等人之后的翰林学士宋白、苏易简等人，无不是“白体”诗的践行者。

宋初诗坛，还有一部分文士崇尚晚唐贾岛、孟郊、姚合为代表的诗风，而被归为“晚唐体”诗人。他们虽然生活清苦，但都以作诗为乐，并安于此。“晚唐体”诗歌题材多以描写空灵的山林景色和恬淡的隐逸生活为主。

作为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百废待兴的同时面临着各种危机，如何巩固政权，是宋初最高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历经晚唐五代之乱后，也让初兴的赵宋王朝开始反思，为了避免藩镇割据而导致地方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再次出现，赵匡胤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来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重文抑武。

对于朝中功高权重的武将，赵宋统治者及其身边的谋臣同样有所忌惮，并采取时刻提防的态度。初时，太祖对符彦卿非常器重，欲让其统领军队，赵普却坚决反对，认为符名位已达到极盛，不能再让他掌握兵权。

而另一方面，赵宋统治者深谙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与太祖一起打天下的多为武将出身，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素养可言。于是宋太祖在建立政权伊始，除了抑武之外，还开始推行高度右文政策。因此，重文偃武也成为贯穿整个宋朝的王朝气质。

在五代时期崇武抑文的政治大环境下，赵匡胤却将学文视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这在当时武将当政的大环境下，显然属于“另类”，因此，他的这种行为甚至还受到世宗的嘲笑。同样是武将出身的宋太宗赵光义，其好学程度不亚于太祖。

而太祖太宗经常读书的目的，皆是为了从书中观古今之成败以期有利于统治，因此他们所读之书，亦以史书居多。

赵宋统治者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读书十分执着和热爱，对于王朝可能的继任者——王室子孙，他们同样要求其能熟读经书。至道元年，太宗听取大臣的意见，沿袭唐朝为诸王延请讲读的先例，命司门员外郎孙蠙教授皇侄、皇孙。对于朝廷官员，最高统治者亦时常勉励他们多读书。

而太祖在立朝后却要求所有武臣皆读书，这样的决定不仅对武臣、就是对文臣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一般来说，武将的文学素养有限，且多不爱读书，让他们如文士般博览群书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太宗退而求其次，仅希望他们能够读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

如果说宋太祖重文的初衷是为了抑制武官的势力，那么对文官的重用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宋朝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发自内心的佩服。太祖出身武将，文学素养欠缺，跟随他打天下的将领亦少有文学之士。而要保证一个朝廷的正常运作，则必须要有文士的参与。

除了对儒学之士的学识表示佩服外，统治者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个人修养也赞赏有加。另外，宋朝最高统治者对文臣的爱护和宽容也是历代所罕见的。

作为古代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科举考试自隋朝开始实施以来，一直都备受历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宋朝的科举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并承高宗以后科举之思想，仍以进士科为重。宋廷最高统治者对科举取士十分重视，对科举考试的改革也可谓不遗余力。宋朝进士，一旦登第便可释谒，步入仕途，较之前代可谓待遇非常。

其后，赵匡胤又花了很大工夫完善科举制度，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了科举考试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为了让寒门之士能够同其他阶层的士人一样拥有公平竞争、为国效力的机会，太祖甚至在宦官子弟的仕进之路上设置更多障碍，对他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苛。

为了防止公器私用，当然也有防止世族大家结成朋党的顾虑，诏书中明确提出对世禄之家的子弟更开复试进行考查，以求名实相副。虽然太祖在位时间相对宋初的其他两位皇帝来说并不算长，但他在改革科举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真宗在科举选士上，同样继承了太宗对寒门学子的态度。“别头试”的施行，将士大夫私相授受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科举的公正。宋朝最高统治者对人才选拔的重视，使得有宋一代文人之盛，社会文化素质之高，远超其他封建王朝，即使是汉唐两代也未能及。

此外，太宗还经常勉励大臣们在为宦之时勿忘文学。李度本已被降职，十年都不曾调任，却因为创作的诗歌传入宫中，就马上被太宗召见，不仅破格提用，还给予厚赐，不得不承认太宗对士大夫文学创作的看重。在太宗的倡导下，宋代文学开始逐步兴盛起来。

而相对于五代十国其他政权的儒风淡薄，两蜀时期的士大夫却是例外。敢于直谏，是蜀士之传统。蜀中地区，不仅文人普遍具有淑世情怀，就连方外人士对时事也颇为关心。在他们的诗歌当中，亦有许多讽刺时政的篇章，其中又以前蜀时居蜀的僧人贯休为典型。

后蜀灭亡，随孟昶入宋的士大夫不在少数，如欧阳迥、毋守素、王著等，他们虽受到宋朝最高统治者的礼遇，在宋廷据有一席之地，但贰臣的身份也让他们的心态发生转变，在新的朝廷里几乎是毫无政绩可言。

而田锡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成长于西蜀，对蜀地士林与文坛的风气从小耳濡目染，他继承了蜀地传统文士热心时事的文学传统，对白诗的吸收不止于内容与形式上，而是彻底承袭了白诗的现实主义精神。

同时，田锡将西蜀优良的士风与文风传统引至中央政权，为当时低迷的宋廷引入一股清新风气，为突破宋初文化困境提供可能。他亦成为缔造宋初文化的先行者，在宋廷尚未建立文化风标体系之时，孤明先发，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