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初年成吉思汗首创的蒙古帝国，原是一个以蒙古草原为重心的大游牧帝国。蒙古人入侵中原农业地区的目的，可说是纯掠夺性的，不外乎土地的占领和资源的利用。

根本无暇顾及当地百姓的生计，遑论怎样去承受中原传统的文物制度？事实上，他们不了解华北农耕地域和塞外游牧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迥异，硬要把游牧封建制度，施行于中原，锋镝余生的汉地百姓在蒙古亲贵和色目酷吏竭泽而渔、诛求无厌的剥削下，彻底斫丧了生机。

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秩序瓦解了，农业经济破产了。这真是一个危机时代！

元世祖忽必烈汗扭转了此一颓势。他把蒙古游牧帝国改建成一个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主干的中国式的王朝。这一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

什么是促使忽必烈扬弃蒙古传统而建立继续汉唐帝业的“元朝”的主要原因呢？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说：“甲辰（1244），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一批人物，可考者约有六十余人。

本文的主旨在探讨忽必烈的潜邸幕府集结的原因和经过，他们本身之间的渊源和派别以及他们的表现和贡献。但最主要的，还是在追寻忽必烈扬弃蒙古传统而创建元朝底来龙与去脉。

一、潜邸幕府形成的背景

蒙古铁骑挟雷霆万钧之势进入中原，带来绵延不绝的战祸。恐怖主义本是蒙军战略重要的一环，凡抗拒者，即加屠杀，进入中原以后，所居名城，不可胜计。

加以自金廷南迁以后，中央政府威令消失，河朔地区，民军蜂起，贻害尤甚于蒙军。当时中原地区经过兵聚和民军的双重祸害，形成空前混乱萧条的惨况。

蒙古人缺乏治理农业地区的知识和经验是造成中原不治的主要原因。

他们漠视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生态环境的不同，行国与居国社会结构的迥异，妄想把游牧的封建制度搬到中原来，把住有定着农民的土地分配给蒙古亲贵作分地，乃使华北地区的一统局面变成由一连串支高破碎的封建采邑所构成的地方分权状态。

由于这些亲贵不能亲自统治分地，也无法亲自征收租税赋役，所谓“扑买”制便应运而生。“扑买”制也就是一种包税制度。

这些承包税收的，多为中亚的回教商人，也就是所谓“斡脱”的组合。他们不仅须满足蒙古贵族的欲望，而且要填塞自己的私囊，因而专事聚敛，当时汉地百姓的赋税负担是双重的，不仅要负担中国固有的地税和户税，而且要负担蒙古制度的差发。

在这多重剥削下，百姓无法生活，只得背乡离井，辗转逃亡。窝阔台汗时，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他对这两种社会的歧异认识很清楚，所以企图用事实来说服蒙古人。

而当时蒙古人对中原所看重的，无非是它的经济价值，楚材为劝阻变汉地为牧地的荒谬主张，不得不委婉地投其所好。可见他调和蒙汉、安定中原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的。

耶律楚材终于在蒙汉的夹缝中倒下去，未能充分发挥他的主张。他的失败，主要乃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还不了解两种社会本质上的歧异，也不知道治理汉地必须采用汉法，因此无法完全采纳他的主张.。

耶律楚材死后，定宪两朝汉人的地位更完全为西域人所压倒，在蒙古汗廷里没有发言的地位，政局更是江河日下。

这种统治方法的错误，随着时间而日益显著；蒙古人对于汉地的知识和经验却也随着时间而日益增长，蒙古贵族中的开明分子逐渐认清这种竭泽而渔、强人所难的殖民地式的统治终必失败，而且中原的文物制度确有可以借重之处。

他们渐渐了解：产生于草原地区的游牧封建制度绝不能移植于中原，要治理农业地区便得使用农业地区的老办法（汉法）。

因围于知识和经验，蒙古人无法完全依靠自己，不得不借重汉地的人材，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来协助自己。

基于此一认识，蒙古开明派便和汉地士大夫深相结纳。这便是蒙古帝国中汉地重心主义的潜力所在，也就是忽必烈集结幕府、采用汉法的主要根源。

客观形势是促成忽必烈结集潜邸幕府的主要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忽必烈何以会成为一个态度开明的汉地重心主义者呢？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人的个性，便是一个人的命运，而他的身世和早年的环境则成为凝铸成他的个性的模型，同时也形成他生命未来的轨迹。

忽必烈是拖雷之子，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生前有很高的政治地位，1232年卒，窝阔台汗为酬庸他的功勋，便以真定民户封给他的未亡人莎儿合黑塔尼作汤沐邑。

据多桑《蒙古史》的记载，她是王汗的侄女，道德能力皆受时人敬重。在她的领导之下，除去管理分地的政治和经济外，并进一步利用分地的巨家大族如藁城董氏等，作为网罗汉地人才的媒介。

这种发掘汉地人材而加以利用的作风，在盛行利用西域人的当时，实在不多见，可说是这一系特有的开明作风。

忽必烈当时还不满三十岁，耳濡目染，在思想和观念上，都深受影响。他不仅关心分地的事务，对儒学的绝续也深为关注。

忽必烈由于年轻时常和汉地人物接触，因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颇有心得。对那些常为士人所称道的历史上的名君不禁怀有向往之情，尤其唐太宗更成为他崇拜和私淑的偶像。

箭内互博士曾著《元世祖与唐太宗》一文，论述此事，确鉴可信。太宗即位之前，也就是秦王时代，招致房、杜等十八学士的事情，后世传为美谈，忽必烈对此尤为钦羡，便也延揽人材去加以仿效。

总之，忽必烈集结幕府，推行汉法，一方面是时代演进的结果，一方面也与他个人的身世有关。

二、潜邸幕府集结的经过

忽必烈延聘人材，组织幕府，似以1244年为滥觞。此时政权仍操于窝阔台系之手，忽必烈政治地位并不太高，因格于客观情势，并不能遂行“大有为于天下”的野心。

召集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不过集思广益，为未来的改革绘下蓝图而已。因此，在1251年拖雷系夺得政权以前，忽必烈的集结人才只是小规模的。此为第一期。

在这一时期所延揽的人材，可分两类。一类是藩府旧臣，一类是四方文学之士。藩府旧臣可考者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等。

四方文学被召最早者为当时佛教领袖海云。《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说：“壬寅，获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

按壬寅即公元1242年，犹早于甲辰两年。据《通载》说，他曾建议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可知忽必烈在1244年开始留心延聘人材的举动，也许便是受海云的影响。

海云于1244年南返，其徒刘秉忠仍留藩邸。刘秉忠在潜邸旧侣中，不仅入幕最早，而且也最得忽必烈的信任。

他平生以荐士自任，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他在1247年推荐同学张文谦、李德辉，1250年推荐马亨人潜邸。

金状元王鹗亦于1244年被召。他对忽必烈讲解儒家经典及治理中国的方法，忽必烈对他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这句话充分表示此一时期忽必烈征聘文学之士的目的所在。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大汗位，政权转人拖雷系之手。蒙哥汗即位后，便将赤老温山以南的汉地交给忽必烈去经营，这便是因为在蒙古亲贵中忽必烈是对汉地情形最有深刻研究的。

《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说：“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从此以后，四方人材如湖似涌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这是第二期。

金莲川幕府集结的方式，大体言之，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原已成名的名流学者而由忽必烈查使礼聘的。

他们多是金季已享盛名的人物，金室既屋，他们或者暂依诸侯，求一枝栖；或者高蹈远引，退隐山林。这时忽必烈多方征求人材；每于召见名流时，请他们推举治国之才。

这些名流学者也喜欢互相标榜，互相援引。如忽必烈召见李治时，李治即曾向他推荐：今儒生有如魏瑞、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

又如忽必烈于1247年接见张德辉时，亦曾向张德辉访求人材。据王恽撰《张德辉行状》说：又访求中国人材，公因举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余人。

王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其年夏（1248），公得告将还，因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朱进之、高鸣、李梨、李涛数人。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张德辉所推举的人材，“王屈指数之，问有能道其姓名者”，可见忽必烈对汉地人物颇为留心，行情很熟。

李治所推荐的儒生“皆贤王所尝聘问者”，足证他征聘顾问的范围极广，吸收人材是大规模的。

忽必烈征聘名士遗老，派有专人负责。一为藁城董氏子弟董文用，一为云中怀仁人赵磅。董文用于1250年因忽必烈之母在真定汤沐地选拔优秀子弟而入选，忽必烈经常派遣他负责征聘遗老。

据虞集撰《董文用行状》说：又使为使召遗老于四方，而太师窦公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治、玉峰魏公瑞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

另一位经常仆仆于风尘马迹之间负责征聘名士的赵璧，由于他既精蒙语又通儒术而被派担任此一使命。

据《元史》卷一五九《赵璧传》说：“命驰驿四方，聘名士王鹗等。”按王鹗之被征聘，是在1244年，可知赵璧之负征聘名士之使命是早在1244年即已开始，忽必烈幕府中早期的人物大概都是他负责征聘的。

当时各地名士被忽必烈礼聘入幕的，除去前引的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王鹗等外，名学者赵复、许衡、张德娜、郝经及太一教大师萧公弼、吐蕃喇嘛大师八思巴等也都先后被聘顾问。

在忽必烈出王漠南后几年间，享有盛名的名流学者几乎已被他礼聘殆尽了。

第二种人也是知识分子，不过他们并无籍籍之名，所以他们的进入幕府或者由于朋友的荐举，或者出于同门的援引，和前述由忽必烈主动征聘者不同。

他们后来都成为政府的重要干部，和前述名士一经顾问即行离去而不担任职位者亦大异其趣。

援引人材最多的为刘秉忠，刘氏援引入幕的，除去1251年以前入幕的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人外，1251年他又推荐刘肃、脱兀脱、李简、张耕治邢州。1253年他又推荐王恂人幕其弟秉恕旋亦受召入侍潜藩。

又有张易，曾和秉忠同学，在世祖初年恩遇甚隆，后因阿合玛（Ahmad）事被诛。碑传无征，史不为立传。

据《中堂事记》说他在1259年曾奉令向李俊民“就问祯祥”，可知也是潜邸旧侣，当亦为秉忠所荐。

畏兀人（Uighur）廉希宪亦为潜邸中核心人物。此人为王鹗弟子，涵濡汉化颇深。他也拔引不少人物，如寇元德“早以文学名天下，相国廉希宪荐事今上潜邸”，张础“业儒，丙辰岁（1256）平章廉希宪荐于世祖潜邸”等人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循吏。

第三种人既不是学者，又无盛名，但他们都业有专精，或擅长医药，或善于建筑，或长于烹调，或精于吏事，或因特殊机遇而被忽必烈用为宿卫。

他们不是理论家而是践履笃实的实行者。他们在潜卒的地位虽不甚高，但却是不可或缺的技术人员。

这一批人员有许国桢（医药）、赵炳、贾居贞、高船、也黑迭儿（以上筑城）、贾昔剌（烹调）、谭澄、张惠（以上善蒙语）、贺仁杰、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以上任宿卫）等人。

据笔者统计，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材，从1244年起，到1260年即大汗位止，可考者约有六十余人，都是当时东西各国及北中国最优秀的俊彦。

在当时，忽必烈的幕府有如吸引人材的磁石，四方英材纷纷来归。除去由于金亡之后，士大夫失去凭依，亟欲求一明主，一方面发挥所学，谋求前程，另一方面改革现状，拯治汉地外，忽必烈的待人有度，礼遇贤士也是一大吸引力。

他绝不像一般蒙古贵族那样颐指气使，对于贤士，极为礼遇。对于德高望重的师儒，则又显得极有礼貌.

忽必烈这种对贤士的态度不仅没有征服者的气焰，甚至比一般中原明君更礼貌，更亲切。张德辉解释他礼遇贤士的原因为“好善忘势”。

张氏所谓“好善”，在当时不仅是一理想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为忽必烈深知欲拯治汉地，唯有恢复汉法，实行两元政治。

而实行汉法，又必须以利用汉地人材为先决条件，因此他不得不放下征服者的威严，大开幕府，“欲以致天下之贤士”。

那些在兵燹之中度过三十年艰苦岁月的中原士人骤然蒙其“眷顾”，自然竞趋麾下，贡献出自己的才智能力，来协助他达到恢复汉地秩序，重建中原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姚从吾撰《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载《大陆杂志》十一卷一期，1955年。
2. 许衡事见耶律有尚撰《考岁略》（明万历本《鲁斋遣书》附录）
3.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引李谦撰《窦默基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