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江南城镇的发展引起了哪些经济结构的变化？

江南地区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完善，使城镇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促使城市周边的百姓开始集体涌向城市生活。城市内居民人口数量的增加，却让阶级成分更加复杂，城市内的各种矛盾就日益激化。

1. 明代中期江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从德国学家马克思·韦伯就对城市的基本功能做出了的科学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在互通有无，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关于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在这一时期明显放缓，城市人口的数量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线上。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比重持续下降。人口的流动方向已经不再是集中于地区性的中心城市，而是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边缘市镇流动。

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南宋之后人口数量不断地增长，导致城市里的生产资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使得原来城市的居民选择离开城市，去到规模相对较小的市镇生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第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比较迅速。那里的居民不用依靠大城市也能够保证有很好的生活质量，所以他们也没有很迫切的去大城市生活的愿望。 元末明初，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经济的发展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大城市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破坏严重，当时江南手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苏州百姓为了躲避战火，只好背井离乡，导致了土地荒芜。不少乡村市镇的居民逃往外地，举国上下残垣断壁、百业凋敝。

随着朱元璋统一中国，结束战乱之后，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经济，抹去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国家奖励百姓去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降低赋税，普及和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明初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恢复也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以及粮食和其他的生产资料，进而也促进了城市的壮大.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赋税制度层面的改革。

由于城市里没有足够多的土地来进行耕种和其他的农业活动，城市里的居民大多选择从事一些占地较小、比较适合城市生活需求的手工制造业和商业，来维持生计，通过赚取金银货币为生。他们没有足够多的农产品去缴纳实物租税，而且他们也不情愿官员临时增派的徭役来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秩序。所以，城市居民往往通过缴纳货币来替代实物租税以及官员临时增派的徭役。这种类似于租庸调制度的收税方式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明朝通过官员的改良来尽可能的适应社会的需要。

首先是官员将部分的田赋折成金银等货币来征收。最早的田赋折银制度是在宣德年间江南一带的府县开始施行，到了嘉靖中后期，田赋中折银的比例提高，采用这一征税手段的地区也逐渐扩大。在徭役方面，官员明确规定了百姓所需要缴纳正役里的上供和公费两方面的数额，这样一来明确了百姓需要征缴赋税的数量以及规避了不少苛捐杂税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杂役方面，规定城市的居民需要定期去服役皂隶和马夫两项，但是也可以通过缴纳金银的方式来免去或者暂缓劳役。

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首辅正式推行一条鞭法，将人口税分摊到田亩中一起征收，并且把实物田租转变成征收金银。当时的百姓只要是手上没有土地就可以不必缴纳田租，人身自由的到了较大的提高，不必再受土地和劳作的束缚，可以很轻易地转行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为城市的手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一些有闲置资金的地主和商人也不会单一的投资土地田产，而是把目光更多的投向收益更丰的工商业。这一系列的政策改革，符合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以苏州为例，在天启年间，苏州的城市就十分繁华，这一时期，除了大城市的繁荣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出现在大城市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个的商业中心。在明代后期出现的许多的城镇中，有不少以商品交换为基本功能的工商业城镇，更重要的是某一门手工产业为专业特色的市镇出现。随着丝织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濮院、盛泽、王江泾、南浔、乌镇等市镇。与棉纺业的发达直接有关联的魏塘、枫泾、安亭、朱家甬、新径等市镇。

这样的现象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体现的尤其明显。以吴江盛泽镇为例。明代前期的盛泽镇名叫青草滩，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居民的自然聚落。远远够不上市镇的规模。到了成化年间受到了吴江城发展的影响开始出现繁荣景象。

2. 明代后期江南城镇内部结构的变迁

随着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城镇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市镇内部的社会结构正在悄然的发生改变。首先最显著的一大特色就是商人队伍的扩大。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活压力的加剧，城市居民为了维持正常的生计往往投身到投资成本少、受益大的手工商业。通过原始的资本积累，其中一部分人在贸易交换中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成为了商人。虽然行商之人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是到了明代，商人队伍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商人们为了利益奔波在城镇与城镇之间，这个自然是无有新奇。但是到了明代，商人们的行商活动已经渐渐摆脱了以往的单打独斗，而是开始形成一个一个的商业团体。

商人们在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到，单打独斗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日益扩大的商业规模了。很多的商人开始以经营部门或者出生籍贯形成一个个的商帮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和利益的集中。他们或以行业、或以乡缘为联系纽带，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商帮形成最大的动机自然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商帮的出现降低了商人们的成本投入，减轻了国家的政策指令对于商业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商帮的出现满足了一部分商人追求更高利益的要求。万历年间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资本雄厚的商人集体，商人将商业的规模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镇，同样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地区中小城镇的兴起，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产量的增加，交通的便利，百姓购买力的提高，商品需求量的增长，市场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各地商品之间的往来也比之前频繁起来了，经商自然就成为了一门有利可图的行业。一些比较有经济头脑的人开始脱离以往的生产部门，纷纷加入到行商者的行列中。商人之间激烈竞争的后果就是导致商业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和详细化。商业活动日趋专业化也使得商人们不再需要把采购、运输、贩卖等职责集于一身，可以专注于其中一个领域。一部分商人改行从事商品运输，即从事商品的长途转运(类似于现代的物流业)，从中获得利益；而另一部分行商者则固定在一个地区进行商品的买卖，不再负责长途的货物运输。商人定居于一地的现象也就在明代后期日益形成。

3. 明代后期江南城镇内部风尚以及市民意识的变化

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没有闲余的条件去享受生活。追求享乐只是普遍存在于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而已，属于达官显贵们的专利。明代早期，由于经济刚刚从战争的动荡中恢复过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都比较低。生活在平民阶层的大多数百姓追求的只是勉强维持生计的温饱生活，没有能力去追求一些奢华之物。

居家、宴客、出行、穿着、打扮等各方面都严格的遵照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执行。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的状态，已经走出了元末兵荒马乱的凄凉情景。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商品经济的发展，随之带来了日益繁荣。百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都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传统的倡俭禁奢的风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引领明代后期崇尚“奢侈生活”之风的主导群体首推当时的权贵大户。他们属于当时的上层阶级，包括了官僚、士大夫、乡绅等等。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掌握着地方甚至国家的命脉，不用担心生计的问题。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追求那些奢华的生活。由权贵阶级掀起的这股“奢靡”之风，很快就影响到了各个阶层。

首先受其影响的就是明代后期壮大起来的商人阶级。商人们虽然没有什么权利，地位也普遍不高，但是他们通过经商积累了不少的财富。明代中叶以后，经济空前发展，商品经济的影响不断的冲击着平民阶层，拜金思想逐渐蔓延开来。人们为了积累财富各尽其能，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入，给上一部分人带去了财富的增加。一部分的钱用来购买土地田产，为自己日后的生活提供一些保障。而剩下财富则往往拿来供自己享乐。

奢侈的风尚在明代从上层阶级的专利逐渐普及到中下层阶级。普通的市民百姓也开始普遍接受甚至尝试那些对于自己来说奢侈的消费。当中下层百姓效仿上层阶级追求奢侈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的破坏了当时规定的阶级等级以及身份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僭越”。

这一系列看似不寻常的实例出现，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好转，一系列的新风气就自然弥漫开来。百姓开始摆脱陈腐的旧观念束缚，开始慢慢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开始重视自身的价值，一种崭新的群体意识正在他们的脑海里慢慢形成。这就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市“民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