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与盐官的勾结，对当时社会风气，造成了哪些不良影响？

繁重的盐业浮费及贿赂盐官所需银两，需要消耗盐商大量的资金。盐商们为了弥补这一亏耗，只能以逃避正课、贱买贵卖的方式实现利润的增值。

在封建榷盐制度下，官督商销的形式势必使盐商的经营活动处处受到盐政官员的监督。而盐商的种种贿赂行为，恰恰使这样的监督形同虚设，盐官接受盐商的钱财，也必然为其非法营利打开方便之门，盐政衙门不再是盐商的监督者，而成为盐商专卖权之下的庇护者。

与盐商的非法经营相对应，盐官倚权保护盐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许盐商任意压低收价，剥削灶户，获取巨额利润。

盐商在盐引派发额、引价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为了转嫁盐官对其的克扣勒索。在盐场收盐时，通过“大桶重秤”的方式，压低场价，对灶户实施剥削。

嘉庆时期，监察御史王赠芳认为场灶贩私的主要原因是盐商压低收价所致。除了盐商压榨剥削之外，灶户贩私另一因素还在于盐商的“射利私煎”，对于盐商在盐场的肆虐行为，作为以稳定盐务生产、稽查私盐为要务的场官们则“未尝过问，即别经发觉，上官亦以调停了事，一味姑容。”在盐官们的保护下，盐商的行为则无所顾忌。

第二，纵放盐商捆载夹带，朦隐多斤，获取“无课”之利。

清代盐法规定，盐商捆载盐斤多有定额。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盐区的状况，额定引数也随之改变。其实，清廷针对不同盐区情况而定引盐之法，是国家统筹之举，对于稳定盐业的正常运营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了限制盐商“私行夹带盐斤，影射滋弊”的非法行为，清廷对此已作了未雨绸缪的考虑，一方面通过严苛的刑律禁止，规定如盐商“伪造引者斩，引与盐离，以私盐论。”一方面也允许盐商在规定下“并引加斤”。

但是，这些都无以阻止盐商对引外巨额盐利的追求。在盐商看来，政府按引行盐、按引纳课的规定，对他们的暴利追求是一种限制。于是，盐商在盐场不按定额捆载盐斤，而是加重多困。清代盐场掣验盐斤衙门是掣验所，对于盐商多捆夹带盐斤行为，完全在掣验之时可以查出。而对于盐官，由于平日与盐商交往甚密，在掣验时往往任凭盐商夹带，这些夹带之盐，多以官盐的名义出卖，以此法盐商获得丰厚非法利润。

当然，不是所有盐商都能够以此方式获利，只有那些与盐官结纳贿赂的豪商、奸商们才有此机会。那些奸商“做斤改斤”“奸商斤多，入贿则可以填少。”而“良商斤少，不入贿则可以填多。”对于掣官索得奸商使费“未掣之先，暗做斤两，已掣之后，暗改斤两。斤多者纳银反少，斤少者纳银反多，奸商之盐日赢，良商之盐日壅，输纳不均，则害课，口岸不销，则害引，其弊三。”

针对奸商与盐官沆瀣一气，公然夹带之弊，清廷已做清查。但对于盐商夹带等行为，盐官则一味姑息，当朝廷派员严挚清查之时“引盐未到掣亭，胥吏已通线索。”可见，盐官对盐商的夹带不仅仅是纵容可形容，已达到“偏袒”“共赢”的地步。

第三，无视盐商捏报淹销，蒙混失船，获取“补运”之利。

“淹销补运”是引岸制度下清廷对盐商行盐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一种补偿。具体规定是商人持引运盐，如遇水淹，即可呈报当地有司，待地方官勘查清楚，确有水淹事实，作出结论再呈报盐政运司，运司依据地方官所报淹毁数量，重新发给引票，以补商毁盐斤，所补盐斤不再重征课税。

本来此举，对于盐的正常运行，于国、于商、于民皆是有益之举。但是，不义之盐商，却利用此等规定，任意“捏报淹销”。不言而喻，从这段话中可以探知，盐商所得“补运”之利，正是混淆与失事引船中的二三艘未失事之船。对于这种情况，地方官在勘查时怎能不知。但“不肖商人捏报失风失水，厚馈地方官营弁出结。”而“不肖地方官营弁勒索馈礼出结。”

可见，盐官在勘查的过程中，接受商贿，而不顾国家利益。对此损公肥私之举，清廷时刻严令禁止，对于盐官执权为盐商取利行为，清廷却仅“罚俸一年”，惩罚视乎轻了一些，盐官的一年俸银较之受商之贿，实乃小屋见大屋。这样，很难根治盐官的营私舞弊，使盐官与盐商的勾结肆无忌惮，愈演愈烈。

第四，无视盐商结伙、越境贩私，助涨盐商借引行私之弊。

商私是清代私盐中的一种，但商私与其他私盐类别不同之处是，盐商贩私最为隐蔽，明行官盐，暗里贩私，由于盐商与缉私官员、兵丁已达成某种共识，盐船所经之地并不盘查。

另外，对盐商越境贩私，盐官也一再姑息。但不法盐商为了扩大所贩私盐的销量，在本境引岸定额已满的情况下，只能越境兜售。清代裁撤盐政随带笔帖式，原因是盐官“收受引商陋规，准商人夹带私盐。”由于盐官的纵容，盐商为了取利可以无视国家法律，最终受害的是封建国家利益。

第五，无视民生，坐视盐商窝囤抬价，获取“贵卖”之利。

政府是否能够实现预订的盐课收入，盐商是否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最后的决定因素在于盐的销售，而盐的销量营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盐价。所以，清廷不仅对行盐区进行划定，而且对不同口岸的食盐价格也有规定。又如山东盐区，“东纲盐价向以道里远近运费轻重为衡”，“康熙二十年定引地六十六州县盐价”“以九文至十八文为率”，“雍正七年定票地三十九州县盐价”“以五文至十二文为率”。

除了长芦、山东，清廷对其它盐区盐价依据情况均有定价。清廷还规定“势豪不准占揽引窝，商铺不准自定价值。”

此时，雍正元年所定盐价从一钱一分九厘到一钱二分四厘不等，最贵时也不超过一钱二分四厘。乾隆以后，清廷虽有定价之例，但以盐价定例增长为趋势。其实在雍正十年，清廷就有过一次增加盐价的规定，但这次增价不大，且乾隆之前该类增价次数较少。乾隆以后，朝廷增价次数渐渐增多。

乾隆以后，由于各区盐商开始活跃，与皇室、盐官的交结方式渐趋增多。他们攀附皇帝、结交盐官所需费用也在增多，而仅仅依靠朝廷增加盐价，是不能弥补交结亏空的。

在乾隆朝更为普遍，盐商在朝廷限定盐价制约下，采取各种方式冲破限定盐价，其中窝囤食盐就是一种方式。所谓窝囤，就是引盐到岸后，盐商并不急于销售，而是采取囤积的办法，等待食盐价格提高再另行出售。这样，盐商就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在这里，朱轼揭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盐商“匿盐闭市”“抬高盐价”行为，封疆大吏及巡盐御史从不过问，很显然，这是他们接受盐商贿赂，庇护盐商的结果。

盐官们除了坐视盐商囤积食盐抬高盐价之外，还打着恤商的旗号，以盐商“代言人”的身份奏请朝廷“当听其随地随时自为贵贱”，就是允许盐商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该地盐价，这就为盐商任意抬高盐价提供了方便之门。

总之，此行为于国不利。另外，“商人因脚价之重，不搀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此法于民不利。总之，在官商权钱交易下“官视商为利薮，索费徇情，商借官为护符，短斤营私。”在清代盐业发展史中，出现了“官以商之富也而睃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也而豢”的现象。在这里，暂且不论，此现象是否能是盐商消乏的原因，而是要谈一谈盐商的贿官行为，对处于中国社会末世的清代官风带来的消极影响。

盐商的交结行为对官风的影响

一般而言，官场风气包含两个不同取向，一为清廉之风，在此风影响之下，官吏中很少有贪渎行为发生。吏治清正廉明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官员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官属行政效率较高，各种机构运转正常；

一为贪渎之风，在此风影响之下，官场普遍存在官风不正、贪污案迭出的情况。吏治腐败、官员社会责任意识低下是此风的典型特征。对于清代官场，“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诗句留给人们的印象尤为深刻，它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官场贪渎成风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盐商贿官行为，助涨了盐官贪渎之风，盐官本是办理国家盐务人员，理应秉公执法，为涉盐群体提供方便。但由于盐商为一己私利，不惜重金贿求盐官，盐商贿赂盐官，盐官则放纵盐船、收受盐商银两，在清代盐业中已习以为常。

第二，助涨了官场中拉long关系、攀附权贵之风。

乾隆时期，左都御史张若溎奏“各省吏治之坏”情况时说：“一、换帖。司、道府、及州、县，各序齿兄弟相称，树彼此依倚之势。一、上省。府、州、县、官，借名禀事，钻营巧探，往返兼旬，延阁政务。一、宴会。上官属员，略分言欢，招优酬酢，荒职耗财。”在此，虽然不能把吏治败坏“官官相护，习以成风。”等弊全归于盐商，但盐商必定参与其中，对吏治败坏起到的却是推波助澜的不好影响。

第三，助涨官场欺上瞒下之风。

盐商与盐官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的做法就是瞒上欺下，以分盐利。当然，官商结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盐课无补，食盐百姓遭殃。

小结

在清代史料中，对于盐官与盐商，盐商与其他官员间相互利用勾结的揭露，虽然并不那么直接。但是，盐商作为商人阶层中的一员，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想要求得生存空间。必须要与官僚阶层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行盐经商的保护伞，才能赚取更多的价值。这种情况，越是近于清朝盛世，就越为严重。

作为朝廷官员，理应尽职求得一方平安，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且还是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尤其是经济利益方面，盐官的责任是保一方经济秩序的稳定，及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

盐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应该仅是监管者，经济运行的保护者。一旦盐政官员脱离自己身份所许，出面从事商业经营，这只能破坏、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不易于经济的正常发展。在有清一代，盐官们常常参与盐业经营，成为清代盐业中的蛀虫。盐商与盐官的勾结，不仅仅败坏当时正常的盐业经营秩序，而且也对当时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