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一方山水的自然灵性，一条时间河流的交相辉映

一方山水的自然灵性，一条时间河流的交相辉映

——评论家王波与作家袁姣素关于文学的对话

“有时候，写作就是一种自我的修行，沉淀与学习，方法与思考，都很重要。就像沈从文说的，要贴着人物去写。而人物就是生活的延续，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发掘真相，探索未来。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总要有所积累，才能说出点什么，对这个时代总要有点考察的现实意义。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作家每写一部作品都要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都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我们在思考一部作品的时候，也许存在决定性的因素，但也有许多偶然性，有时候作者也无法预测自己的哪部作品能够留得住，这是个历史与时代、时间与读者的互证选择。”这是作家袁姣素对写作的看法。

王波：长篇小说《白驹过隙》入围“探照灯好书”20本中外小说排行榜，这是您的成名作，请您谈谈。

袁姣素：我的长篇小说《白驹过隙》在2018年开始进入创作，2021年完成，2022年4月获得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工程，2022年6月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反映的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光辉历程，展现一批在铁路变革中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以及铁路工人的激情岁月与成长磨难。主人公的风雨人生与时代进程相结合，呈现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精神蜕变与家国情怀。

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我的外公。他在铁路上工作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铁路建设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两个舅舅，还有我妈妈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外公总喜欢讲他和工友在铁道上的故事，后来外公病重，不久就去世了。我想，外公一生忠于他的事业，热爱他的事业，我应该把外公讲的这些故事还原给社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或许也是外公的心愿吧。

2018年10月，我去了外公工作过的单位，那里的山林、街道、轨道，等等，跟外公讲述的全然搭不上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旧时光的痕迹仍然斑驳可寻。我去他的单位找资料，在单位展览厅看到了许多相关的资料，但又不能带走，只得用笔记记了下来。2018年底再次翻阅了收集的所有资料，进入初期的创作。小说中的英雄事迹都是真实的，只是人物名字与命运遭际的构建经过加工处理，有外公的一点原型在里头，串联起平凡人物的日常与无名英雄的真实事迹再加想象虚构而成。小说第一章有许多真实的场景还原，外公那个年代的峥嵘岁月与时代变迁贴地而行。主人公柳汀与黄昌明的那段青涩岁月与发展到后面命运的捉弄，一对铁路恋人的悲欢与爱恨，到黄昌明陷入无可救药的困顿与精神泥沼，进行自我救赎，百折千回的心路历程令人百感交集。而秦多安、柳采蓝、老曹等无名英雄的感人故事、家国情怀，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令人动容，当写到这些人的牺牲，我都忍不住流泪，那个时代的艰苦，人们的思想状态，那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等时代气息给人打上深刻的烙印。为了塑造好真实的人物形象，把握好那个年代铁路工人的朴实、坚毅、顽强等的性格特征，我查找了几个铁路工程局的资料和年鉴，二十多本相关资料，参照每个年份的工程路段和施工过程，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情况，以及铁路变革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艰难历程。

总的来说，《白驹过隙》在创作的过程中还是很顺畅，一些重要的细节，我怕时间久了会忘记，从外公那边回去后马上做了笔记，所以运用起来也是随心所欲，顺手拈来。记得外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时间过得真快呀，我好多的老朋友都找不见了。”我就把书名定为了《白驹过隙》。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终于出版了，我不知道这合不合外公的心意，但既然做了，就不后悔，希望对中国的铁路变革与发展历程提供一点点精神力量。

王波：您小说中的湘西地域性文化特征比较明显，谈谈方言写作与地域性文化如何区分和把握。

袁姣素：我有几个小说素材来自家乡本土，《走卫星》《飞翔的嗥叫》《种太阳》《蓼水微澜》《三个人的晚餐》等小说里面的人物对话、民俗风情有明显的湘西南特征。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无意识的一种思维流动，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对话或某种习俗类的描摹中那些方言俚语会不由自主地流泻而出。也许这与胞衣地的生养有关，熏陶与浸染会深入骨髓。地域性文化的形成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是一种思想与观念的传承。当运用到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时，也会有篡改的冲动， 但大部分还是会遵循本地的习惯和特色，保持民间的原汁原味。地域性文化应是有必要保护的，是一方水土的文化传承，有着地方物志的社会功用。随着社会进程化的推进发展，城市覆盖农村，很多地方的各种民俗文化已经很难承继下来，只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乡民还保留着土语风格，如今的新生代对故乡母语已经日渐模糊甚至陌生。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地域性文化的难以为继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把一方水土的文化特征传承下去，让后人记住，让外面的人了解这种文化，懂得它的魅力。

而地域性文化与方言写作又是有区别的，地域性文化代表着一个地理坐标的各种风俗、观念、传统、方言俚语，包括非遗物质文化等，它涵盖着一方水土的生命气息，文化元素和古典意味非常丰富， 是作家探寻素材、寻找话语体系和风格奠定的摇篮。而方言写作就是一种地域语言的传承，属于地域性文化的一种。作品中涉及的也仅仅是对话环境下的语言，或是当地地名、称呼等某种习惯用语。这两者又是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的，可以是一种整体的呈现，也可以是部分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整体性地呈现一方水土的文化特色。环环相扣，互为依托，地域性文化特征鲜明，地理文化与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各有其味，各表其趣，串联整合起来的生活长卷可谓异彩纷呈，特征鲜明。韩少功的寻根文化为地域性文化的原生态保护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社会意义，都在文学的土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滋养。金宇澄的《繁花》是用上海话讲好上海故事。小说中的方言对白更多地体现老上海的对话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地缘，等等，作者对老上海的习俗文化、方言俚语熟稔于心，这种底气使他在写作过程中淡定从容，将一些难懂的方言进行改良也是顺手拈来。也许，方言写作对阅读者来说，有着某些障碍，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方言写作也有过争议，为适应广大读者阅读，可酌情适当地运用，特难懂的有必要括上注解。我想，写作就是一种融会贯通的灵活方式，不应受框架的太多制约和羁绊，给心灵自由，活水活用，至于怎样水到渠成，就看作者自己的内心怎么去把控吧。

王波：您是湘西南走出来的作家。谈谈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哪些作品对您影响最深？

袁姣素：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是湘西凤凰人， 他的作品题材大部分都来自湘西本土和现实的生活， 所以地域性文化特色比较浓郁。 从《边城》到《长河》，还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笔下形式多样的生命都集中记录了一个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演变与过程。沈从文14岁从军，在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接触到众多的社会阶层，有军人、农民、船夫、水手、山中土匪、技艺匠人，甚至流氓和妓女，等等，这些与他接近的人物使得他了解了各式各样的人生，成为他作品中活灵活现的人物。或许，社会这部大书与当时时代的动荡对他的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1922年，偏远的湘西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思潮影响与冲击，沈从文因此有机会读到了一些新思想的刊物作品，使他决心改变和支配自己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如《船上岸上》《萧萧》《边城》《柏子》等篇什， 都有着丰富的湘西风物的文化特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当时的创作形态与脉络。这条养育了他的河流同时又滋养了他的文学河流，这条富含社会人情、清澈宽广的水系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题材多样性与思路的广阔给挣扎在毫无生气的都市生活的人们带去了一抹新绿，这也为他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尽管他只有高小文化，在北京求生存也一度窘迫拮据，但也得到了徐志摩、郁达夫等文人的热情帮助，胡适对沈从文更是赞赏不已，称他是“文学上的天才”。

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小说作品给我的影响和印象很深，最为动人心扉的还是那种自然生成的语言，纯净、简约、真实、丰厚、有力，吐纳自如，相由心生，仿佛未经风雨侵蚀和雕琢，就那么悄然无息地落地生根了。那种自然而然的气韵流动、意境营造，流水一般天然清澈，仿如大自然的杰作。而《边城》《萧萧》这两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有着不同的身份指代和涵养。

《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来到婆家做童养媳，在那边带只有三岁的丈夫，还未成年却稀里糊涂地怀了别人的孩子。她懵懂、顺从、认命的性格特征代表了当时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社会缩影，悲凉的命运底色注定了她们无从逃遁的不幸。作家独特的表现手法，朴真而天然的语言文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边城》则更加深刻，翠翠虽然也有少女的懵懂和羞涩，但她在情窦初开时清澈明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朝气，那个在梦里能使她灵魂浮起的人占据着她的少女之心。

沈从文用对理想生活供奉的“希腊小庙”，展现人性与对美好的向往，这种文明的碰撞与对生命哲学的思考，给边城茶峒涂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神秘光环。《边城》的魅力在于向真、向美、向纯的憧憬，在古朴而偏远的大山一隅，酝酿着远古的浪漫元素。翠翠和二老这对年轻人的纯情、干净、善良， 和他们的一见钟情与坚定守望，却在大老的不幸遇难中滋生出种种莫名的情愫与痛苦，而结尾的期许和憧憬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与深思。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就是如此，得到与期盼永远是一对欢喜冤家与孪生姐妹。小说中营造的意境之美给人震撼，这种散文化的抒情格调增加了作品的诗性与神圣，所以，就有了中国的凤凰“边城”，又有了世界上的“中国边城”。

“边城”之美，在于她水质般的流动，而非静止，是一种境界之上的高度。沈从文用他对生活的真诚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缔造了这个高度，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

王波：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以教授文学创作为主的创意写作班，您对大学培养作家这件事怎么看？

袁姣素：创意写作最早源于西方，上世纪初期在美国诞生，3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文学创意写作实验班主要是请一些具有丰厚创作经历的诗人和作家现场讲述和传授他们的写作经验，并慢慢地被世界各地所接受。这在中国还算是个新生事物，但也开始将创意写作班纳入高校的文学院，并开设了文学创意写作专业，进入到探索模式，比如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北岛、汪曾祺、王安忆、严歌苓等也曾经参加过美国的创意写作班。作家是否能够进行后天的培养，至今还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些曾经参加过美国创意写作班的作家，并不是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就成就了他们。他们没有参加创意写作班也照样能成为汪曾祺、北岛，等等。但也不是说，这种创意写作班对作家全然没有帮助，虽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授课者经验的传授中，作家可以从他们的技艺和经验中得到灵感和启发，可以唤醒身体里的山水，得到某种感应。毕竟，对任何的天才，学习总不是件坏事。

写作不同于其他的技艺传授，是个人长期积累与沉淀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慢慢地摸索到独属于自我的话语体系，有着天赋使然、悟性之功。从某种形式看，写作是活的，无形的，自由的，没有太多的技法，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和路数，克隆和复制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比方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有些人不太喜欢听他的课，但汪曾祺喜欢他的文人气质，与沈从文心意相通。沈从文更是对汪曾祺赞赏有加，说他写得比自己还要好，竭尽全力给他推荐作品。师徒关系如此之好，却也不是成就汪曾祺的决定性因素，只能说他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是沈从文，汪曾祺是汪曾祺。两人的文风还

是有一定的区别。要是没有写作的天赋与敏感，教导和勤奋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天赋之外，还得有个性的自由发挥、命运遭际、机缘巧合、时代和环境的孕育，等等，不可抗条件的综合因素影响，是一种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混合参与过程，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天才，他们都是天然的、时代的、历史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大学不是教室，而是社会，作家是无法用定制固定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尤其是能成为大人物的那种天才，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天性，纯粹与天真，就是对他们的爱护与培养。就好比徐志摩推荐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给胡适，胡适就安排他到大学当讲师，沈从文因为紧张，磕磕巴巴地讲不出来，被传为笑谈。胡适却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可见胡适的包容与呵护，给沈从文拓宽了文学的道路。

王波：文学语言对一个作家的风格奠定尤其重要，谈谈您对语言风格的定位问题，再说说最喜爱的作家及对您创作的影响。

袁姣素：应该说，作家的风格形成离不开独属于他的话语体系，而这种话语体系的辨识度在于作家始终保持的清醒。每个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学涵养、审美眼光、与遭遇的不同时代，会对他们的话语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觉醒年代的风云际会、救国路线、民族主义等思潮，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冲击力。鲁迅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清醒者，他犀利的视角，锻造了他冷峻的语言底色，形成了独属于他的批判风格。可以说，鲁迅的伟大，是用独属于他的语言与思想领舞和开创了一个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鲁迅”语体。

每一个作家的语感与风格都是他们自身散发出来的气质与品格。这种辨识度的形成也许与作品的积累有关，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也有不可能中的可能，比如《红楼梦》，是一种天然的生成，曹雪芹一生也就是这一部作品，或许是那个时代和他自身的命运遭际造就了这部伟大的经典，令后人顶礼膜拜。一部作品的念想，也许就是一个瞬间、一次际遇、一种特定的符号，可遇而不可求。当一个作家找到了区别于别人的自我，这种符合自我的个性标签、话语体系就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像沈从文的浪漫抒情，张爱玲的古韵张力，汪曾祺的通透有趣，郁达夫的感伤忧郁，孙犁的恬淡灵性，等等。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湘西楚巫文化的神秘魅力，天然的山水灵性，陶冶了沈从文的情操，孕育了他的文学基因。他的《边城》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我喜欢《边城》的诗意构建，重在意境的流动，以一条河流的浪漫底色赋予了湘西神秘而独特的气息，那种节制而向往的美好，素常的灵魂观照，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生长于江南水乡的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底蕴深厚，博学多才，他的小说《受戒》以天然、纯美的气韵流动呈现人性的复苏，那种意境的营造有效地抵达了抒情的极致。《边城》和《受戒》都取胜于语言和意境的酝酿、诗性的张力，而不是故事的构建，那种淡然与从容的气韵流动，素朴与纯净的超脱气质，是抒情与人道主义完美结合的美学艺术，有着无穷的魅力，令人着迷。他们尽管语言各有风格，但在表现美好向往与纯净心灵之间的构想、以诗学品质展现人性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很喜欢这样以意境为美的小说，不重在故事，却能把小说的精华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有三个早期的短篇小说《走卫星》《飞翔的嗥叫》和《种太阳》，分别发表在《边疆文学》《西部》和《佛山文艺》，是有意识地往情境营造去靠的作品，希望能写出那种唯美的脱俗品质，有那么一点意思在里头，但要抵达那样的境界，肯定还很远。但我会用尽一生去努力追求，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王波：您是一名杂志的编辑，同时又坚持创作，请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谈谈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

袁姣素：我是湖南省文联主管的《湘江文艺》杂志的编辑，同时，也坚持写作。在编务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作家在编辑中开拓视野，编辑给作家量体裁衣的乐趣，这两者之间血肉相连，相互成全。其实，编辑行业里有很多人是作家或者写作者。由作家担任编辑工作，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与冲突，而是相互作用，互为依托。编辑不只是校对与质检过关，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专业的综合实力，能妥善地处理稿件和保持作者原味气质的删改、修正、润色等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经验、文学素养与鉴赏功底，还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的。很多著名作家也做过编辑工作，鲁迅主编过《莽原》周刊，沈从文曾经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汪曾祺做过《北京文艺》编辑，叶圣陶做过《诗》刊、《小说月报》编辑，等等。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为他人作嫁衣，需要伯乐情怀与工匠精神。而海量的阅稿、改稿工作也会给作家以文字历练的机会，得到更多的灵感与经验，可以锻炼与培养高于作家的格局与审美能力，所以说，编辑与作家是一种相互成全。

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爆发之中，各种网络、新媒体平台争相涌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纸刊作为严肃刊物，还是在统领着传统文学的潮流。我们都知道，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读者也有读者的审美与原则。作为编者，要考虑杂志的整体，也要与读者有所联动。作品不能只是写作者的自我狂欢，应延展至社会大众，这样更能体现出文学的功用与价值。许多的读者虽然不参与到写作中，但好作品仍然是吸睛的热点，所以杂志的办刊特色与质量很重要。读者的要求和良性参与，会让刊物与作家的成长一样，在社会上形成独具个性的辨识度。

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作品，是比较直接的交流互动。 在海量的稿源中，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名家，还有全国各地具有写作潜力的新手，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帮助他们找到自身的属性与文学品质，同时，还要时刻保持对时代的精准观察、对各种文学潮流的清醒认知，紧密联动作者，给读者提供新鲜的精神营养，不断刷新，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王波：从您的发表作品中，看到您涉猎的体裁有小说、散文、诗歌还有评论，谈谈您的文学启蒙及收获。

袁姣素：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我都有写，但以小说创作为主。我最开始发表的处女作是散文，印象中是1992年左右。学生时代和几个文艺青年一起创办过文学报纸，我负责报纸的编辑校对工作，也许这为我后面的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那个时候看过《红楼梦》《百年孤独》《呼啸山庄》《简爱》《牛虻》《悲惨的世界》《聊斋志异》，等等，甚至还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毕淑敏、琼瑶的书，那个时候什么书都看。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博尔赫斯、加缪、纳博科夫等作家的书也很喜欢。学生时代还参加过广西的一个面向全国的文学函授班，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和几本书，还有全班的同学通讯录。印象有点模糊了，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用的笔名，我用过“袁野”“原野”“如风”等笔名。那个时候热衷过三年左右的纯文学。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写作也慢慢停止了。但那个时候的初心和爱好因子让我与文学结缘，应该是我文学起步的最初启蒙。

至于收获，并没有什么。中间中断了十多年，没有坚持下去。2012年，洞口县作协组织找到我，将我纳入到文学组织。当时的洞口作协主席是散文家周伟，他比较重视文学创作，在这种积极浓厚的创作氛围与影响下，我也开始把精力集中起来。先是写了一段时间新诗，出版了三本诗集。感觉诗歌对语言是一种很好的锤炼，然后开始小说、散文、评论各种体裁的创作。 在《星星诗刊》《诗歌月报》《山东文学》《作品》《延河》《天津文学》《鸭绿江》《边疆文学》《西部》《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海燕》《散文百家》《经典美文》《小品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与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万字。我投入到创作的状态应该是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之间，2014年参加了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班学习，2018年参加毛泽东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并成为签约作家，201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加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王波：谈谈您将要进行的下一部作品的规划和思考。

袁姣素：在创作中，写作不能套用公式，方法与功用有时候完全就是未知。但既然已经选择了写作，肯定还会坚持下去。或许，还需要一种状态的调整，加上生活的积累。

我想，在时间的河流中，我的下一个作品，还是在创作上秉持一个写作者的清醒认知，继续发现挖掘现实生活的光亮，用微光照见生活，用真诚接近现实，以生命抵达那些未知……（原载《新华书目报》2023年2月16日）

王波，1963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现居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 文学艺术评论家。已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戏剧文学》《安徽文学》《芳草》《满族文学》 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 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 《努尔哈赤后宫秘史》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袁姣素，湖南洞口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湘江文艺》编辑。发表与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白驹过隙》、小说集《飞翔的嗥叫》、散文集《毛边的月亮》、诗集《素爱》《风动》《月亮的指痕》等。获《人民文学》征文奖、《西北军事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小说集《飞翔的嗥叫》入选“潇湘文丛”，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