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后妃和全真教是怎么维护关系的呢

自从太祖成吉思汗召见了丘处机，并多次下旨给予丘处机各种优待，整个统治阶层都开始热衷于结交全真教。其中，一些诸王和后妃们对全真教更是以厚礼相待，往来频繁。在三次佛道论辩之后，全真教势力衰落受到打压，这种大规模的结交全真教的热情也随之衰退，不过仍然有部分诸王和后妃继续与全真教保持良好的关系。关于元朝时期宗王与全真教的交往情况，学者张保广对此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张保广在其《蒙元时期宗王、时候对全真教的护持与尊奉》中，将元朝时期与全真教往来的宗王分成西道诸王系与东道诸王系两部分，其具体诸王如下：

一、西道诸王有：答啦麻八剌、晋王甘麻剌、永宁王昌童、荆王脱火赤和脱脱木儿；

二、东道诸王有：势都儿大王、寿王乃蛮带、辽王脱脱和牙纳失里、宁海王阔阔出、哈鲁罕大王、高唐王阔里吉思和忽难。足以证明当时与全真教结交的诸王数量之众，并且有些诸王将其与全真教的关系进行世代相传，整个家族都与全真教保持良好的往来。

还有两位诸王与全真教有过交往的记录，不过史料太少。其他与全真教结交的皇后妃子们还有裕宗真金的王妃、成宗的妃子和武宗的皇后。《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里记载了至元二十二年祁志诚让掌教位与张志仙后，在京郊昌平山一带整修道观，王公贵族得知后纷纷出资相助，据《元史后妃表》所记载，裕宗有两妃，伯蓝也怯赤妃子于至元三十一年被成宗尊为皇太后，大德四年才去世，故文中记载的应是伯蓝也怯赤。伯蓝也怯赤遣使送礼的时间不确定，根据后文判断，应在至元三十年前，亦可将其算入元朝中后期与全真教交往的后妃之中。

根据一条史料的记载，成宗的一位妃子与全真教也有过往来，该来史料源于一篇石刻圣旨碑文。成宗曾给安西王发的一道圣旨里面提及这位妃子，圣旨主要内容是该妃子曾下令保护河南府新安县洞真观，但是该观后来遭到歹人骚扰破坏，因此成宗将此事交由安西王处理。不过据《后妃传》所记载，成宗有明确记录的后妃共三人，其中并无此人，此处可补《后妃传》遗漏。武宗与全真教关系密切，可能受其影响。

诸王、后妃结交全真教的原因众多，无论其结交原因如何，无论其交往的表现形式如何，他们的行为最终都在客观上增加了全真教的声势，特别是有些诸王对全真教给予的优待和保护，更是直接促进了地方上全真教势力的发展。

朝中大臣与全真教的往来

自从武宗时期开始，全真教历任掌教都开始兼领“知集贤院道教事”，事实上相当于供职于集贤院的朝廷命官。全真教作为新道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三教合一”的理念，对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反而加以改造吸收。全真教创教者王重阳，最初也是学儒考科举，只是仕途不如意后遁入道门。自其之后，教内具有儒学修养的教徒也是大有人在，例如掌教李志常，也是以儒者身份入道的，另外，全真教在金末元初时又曾善待过儒家学者，儒者官员对全真教的态度也较为友善。因此，当全真教教徒请求集贤院或翰林院的官员撰写碑铭时，这些官员往往较为乐意帮忙。

现仅述姚燧、虞集、张仲寿三人与全真教交往的详细情况，以窥大局。姚燧是元朝前中期著名的儒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鉴于当时姚燧名声显赫，很多人都以求得姚燧的文章为荣。姚链曾几次为佛教撰写碑文，文却多有杂语，姚爐在其他给寺庙的碑文里也是公开宣称自己不推崇佛教，态度多不积极，而在道教撰写碑文时其态度却完全相反。

姚燧曾在陕西任官，期间给终南山万寿宫撰写过碑铭，碑铭足以可见对于全真教道士的请求，姚燧则态度较为积极，当日即予以答复。在《重修中太一宫碑》里，他用洋洋洒洒的近千字，将太一神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考证，他也算得上是一名“道学通”了。而当时请姚爐作文的道士正是后来执掌全真教的孙履道，可见姚爐和孙履道还是好朋友。有次，全真教道徒请姚爐撰写碑文，内容过于夸大，文中为神话之处颇多，姚燧也对此深为怀疑，却还是为之撰文，在原文中近百字的自辩词中，姚燧不再标榜自己儒者的身份，转而强调他此时作为一名史官，从姚燧对待佛道截然不同的态度来看，其不仅与全真教深交，而且较为偏袒全真教。

虞集为元朝中期名臣，仕官经历以国子监、集贤院、翰林国史院之职为主，著有《道园学古录》。虞集世居江西，深受正一教影响，北方仕官后，也开始结交全真教道士，其《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朝道教史的重要资料。《非非子幽室志》里有载虞集早先就向往全真之名，后来在京城为官时，又得以与孙德彧和孙履道两位全真教掌教都曾经结交游玩。虞集开始以见不到得道之人而遗憾，后来见了“汝州赵先生”，为其折服，感概得道之人还是有的。后来去职归乡后，还因未能与全真教道士“金蓬头”会面而为之遗憾。总之，虞集此人，虽受正一教影响更大，但其对全真教也是较为欣赏的，与之广为交结。

张仲寿，初为内臣，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书画出名。关于他的史料极为缺少，仅见于一些碑文和画作。碑刻的撰文、书写、篆额一般分别是由三人或者两人完成，由于张仲寿的书法较为出名，他一般只帮人书写碑文。不过，由于他与全真教关系较好，曾四次应全真教教徒所请，亲自撰写碑文，并予以书写。而《抱元真镜清贫李真人道行碑》更是由张仲寿一人负责全部的撰写、书写、蒙额，极为罕见。文中主人公是张仲寿在全真教的朋友，比他大十二岁，张仲寿对其十分了解，并敬佩他刻苦修行的精神，故愿意一人负责全部的撰写、书写、篆额。

他撰写并书的《重兴新安洞真观碑》，除了记述洞真观的重修经过，还叙述了烂柯山王乔的传说，在文中他还探讨关于生死与时间的看法，但张仲寿的态度则较为开明，他是不会拘泥于“道不同”而“靳于言”的。总体来说，张仲寿不仅有深交的道教朋友，而且自身对道教学硕有所领悟，对待道教的态度有别于一般腐儒。

而其他官僚系统中的官员们虽然也可能与全真教有所往来，但由于正史传记中不会提及此类事情，其他史料中又难以寻见，他们与全真教的交往情况还是不如集贤院和翰林国史院的官员们那么明显。

地方官员和全真教的交往关系

由于王重阳和全真七子注重在各地修行传教，使全真教在民间的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官员正是因为这点，才会与全真教合作。正一教历代领袖必由张天师家族世袭继承，而全真教却不同，首领皆出身于地方各宫观，或由教众荐举后由朝廷承认，或由皇帝下令择人任命，如武宗泰定帝所为。无论是从群众支持还是精英人物所在来看，全真教的力量和根基并不在京城，而是蕴含于地方之中。

总之，除了像巩昌汪氏家族这样积极对待全真教以外，地方官员对于全真教一般都是比较支持的。全真教在地方有较多信徒，其宗教教义及法术仪式又能欺骗百姓，地方官员支持全真教，可以到稳定地方统治的效果，对其有利。另外，地方官员多少具有些祈福的心理，结交全真教能有所心理安慰。以儒者出生的官员，与全真教道士也能在某些问题上就行畅谈。其实，自全真教将自己与元朝官员绋到一起，就注定了它成为了整个统治机器的一个零件，只要的这个零件的运行不出现问题，那么，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各地全真教都会釆取较为支持的态度。而其他官员与全真教素的关系基本上变化不大。总体来说，全真教在元朝中后期的发展情况基本上还是以上升为主，与元朝官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