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悲哀-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大与小（二）

老实地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司马光是很反感的，甚至有些憎恶。因为，虽然知道他儿时曾机智砸缸，老年编有巨著《资治通鉴》，但他激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到最后，不仅彻底废除了王安石，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而且还把其千辛万苦收复的2000里领土，也拱手退还了西夏。

大凡有些头脑的人都知道，变法、改革、革新大体上是好的，是能够改除旧有制度弊端，维护、推进事务向好发展的。反对、阻碍变法、改革、革新，就是保守派、顽固派，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那么，大儒司马光却为何竭力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呢？

话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既想振兴祖业，又想摆脱他老爸的不大光彩（非仁宗亲子，又过早过世，无所作为）。听了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美好变革方案，便重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熙宁变法”。

关于“熙宁变法”，就是北宋熙宁年间，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推行的各项变革。它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其新法主要分为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等，取士的主要有科举制的改革、整顿太学等一系列措施。

“熙宁变法”从次第实施到罢废，将近十五年。其总体成效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国家财政收入的明显增加，致使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基本改变了北宋的“积贫”。

另一方面，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也得以缓解。比如“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其最为显著的是，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不仅扭转了北宋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也较好地建立起了，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其诸多变革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刀切强制推行、无及时纠偏等，致使其与初衷相悖。比如“青苗法”，原本是在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给农民放贷，在夏、秋收回本金时，收取百分之二十利息。

它设计的初衷是，在救民济困、限制地主富豪对农民剥削的同时，增加国家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利息以半年计，年息就成了百分之四十。

同时，放贷时可能是小米等陈粮，收贷时是大米等新粮。如此这般，利息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加之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个人利益强贷强收等，结果导致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

再比如“免疫法”，是将原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百姓交钱（免役钱）由官府雇人完成。它的设计是解决百姓不愿或不能服差役问题，同时增加政府收入。但执行中一刀切，使得有力可出、无钱可交的百姓，无力负担此等额外的“赋税”；

还有“市易法”，是国家出钱收购畅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卖出。目的是控制市场、限制大商人，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国家经商专业化，就垄断了市场，阻碍了商品经济按自身规律的自由发展。

其他，农田水利法中有一个“淤田法”，就是把河道开一个口子，让河水把河底淤泥带到盐卤不毛之地，来改良土壤、创造新田。但不切合实际的强行淤田，所放洪水不仅冲毁原有良田，也毁坏百姓房屋、坟冢等财物；“保甲法”减轻了国家维护地方治安的付出，但残酷的连坐使农民深受其害；“保马法”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等等不一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