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源于陈胜吴广，而是不容小觑的他们

暴政必然导致灭亡，但是从历史上看，却不必然会使一个王朝短暂而亡。那么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则成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来看，刘邦、陈胜等属于底层；从数量来看，六国后裔是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重要力量（大多数的起义领导者如项羽、韩王、楚怀王等都属于六国贵族后裔。），但是这也并不能成为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都有前代王朝贵族后裔的反抗，而其他政权长久，秦则被消灭。

一般而言，一个王朝的灭亡一定是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秦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秦的灭亡是有一个过程的，秦朝灭亡的开始并非是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而是从秦二世诛杀宗亲，逐渐丧失其对中央的控制权开始的。

要说明的是，秦朝暴政并非是秦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根本失误，正如上文所讲，暴政是一个政权灭亡的必然因素，却不是一个政权快速灭亡的必然因素。

秦朝灭亡的开始首先从秦二世将嬴氏宗亲屠杀殆尽开始。从秦始皇继位到秦二世而亡的几十年间，秦国政治经历了由吕不韦掌控、嫪毐掌控到后来的赵高掌控，但是吕不韦、嫪毐并没有像赵高那样把控朝廷，甚至诛杀皇帝，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秦国宗亲始终是秦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宗亲势力在整个政局的影响力降低，但却始终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宗亲势力，指的是公族与君主有直接或间接血缘关系的同姓宗亲，而不包含外戚等。秦孝公逝世后，“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秦武王任用樗里疾为相，而樗里疾就是秦惠文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秦王嬴政亲政初期平定嫪毐叛乱之后，“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请一切逐客’。”

秦王嬴政的回答则是“大索，逐客”。这就说明，虽然经历了商鞅变法，秦国宗亲逐渐退出对国家的治理权.

但不可否认，它一直是秦国政治局势中不可忽略的政治力量，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如诛杀商鞅、建议逐客），但是正因为有这种政治力量的存在才使得秦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宣太后专政、吕不韦专权、嫪毐专权却始终是嬴氏一脉继位秦国王位。

秦自商鞅变法后，在秦国的政治势力中，稳定秦国政局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宗亲、功臣。宗亲势力依靠的是先天的与秦王的血缘关系，而功臣势力则是在秦对外的一系列战争中通过军功而崛起的新贵族，如王翦家族。

但是当秦二世登基之后，他听从赵高之言，将宗亲、功臣势力诛灭殆尽，这里所谓的诛灭殆尽并非是将宗亲、功臣杀光，而是旨在说明公族、功臣势力已经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影响秦国政治了。

秦二世的本意是维护自身的统治，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使得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当中，宗亲势力是君主维护统治的重要支撑，因而秦二世的行为最终会反噬其身。

在秦国历史中，穰侯专政、吕不韦专权的事例也有，但他们并未像赵高那样造成恶劣影响，这就说明，秦二世的错误并不在于将朝政交给赵高，而在于将公族势力尽除。

应该说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之下，将君主与宗族割裂开来是秦政之失，是商鞅变法的缺陷，也是法家思想的缺陷。

虽然功臣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这部分新贵族对秦王朝的效忠归根到底是对名利的追求，一旦秦王朝满足不了他们的诉求，他们就会悖离秦王朝，如王翦之子王离以及章邯就投降了项羽。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新贵族势力在秦朝政局中的崩塌也是秦短命而亡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公族始终是诸侯国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因公族衰微而使得国家灭亡的事例比比皆是。

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先秦时期的三家分晋事件，三家分晋的重要原因则在于晋献公时期驱逐公族，造成了“晋国无公族”的局面。

叔向讲：“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可以看出，自骊姬之乱后，晋国公族在晋国的政治地位、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西汉末年也是如此，刘向就讲“方今……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

这里刘向也是敏锐地察觉到公室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汉朝宗亲势力的衰弱，才使得王莽最后篡汉成功。

在“家国同构”的国家体制之下，君王“势”的力量主要来源就是公室，当公室在整个政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影响力逐渐降低，那么这个政权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

晋国、西汉政权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分晋，西汉则被王莽篡夺政权。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的几百年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各诸侯国内部政治斗争中的主要内容，从春秋早期的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斗争到齐桓公与公子纠之间的斗争、三桓专鲁等再到嬴政与成蛟之间的王位争夺，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正如上文所言，在韩非看来，对于君主而言无论是宗族还是臣民都应是君主所要防范的对象，但是细究来看，君主与宗族之间的矛盾与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本质不同。

君主与宗族之间的矛盾，更多地是皇（王）权归属的问题，历史上诸如公子小白与公子纠对齐国王位的争夺、郑伯与共叔段之间的政治斗争、亦或者唐玄武门之变、明靖南之役、清九子夺嫡事件都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体现，最终无论哪一方获得胜利都不会改朝换代，天下最终还是自己本家之天下。

而君主与臣子之间的斗争则不同，在君臣之间的政治博弈之中，君主的失败往往便意味着王朝的更迭。

因而，在中国古代，宗族势力虽是君主始终防范的的对象，但不可否认它也是君主能够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君臣之间的政治博弈之中，宗族势力往往站在君主一方，维护着自家天下。

在“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之下，宗族势力是维护君主权力独尊的重要力量，也是政治博弈之中的特殊力量，它是君主不得不防范的存在，也是君主必须依靠的存在。

从赵高杀掉秦二世这一事件就说明，在秦灭亡之前，在秦中央政府中，赢氏已经丧失了对政权的掌控，即使后来子婴除掉赵高，重新夺回政权，但这一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秦政府已经无力回天。

可以说，秦政权的真正灭亡虽然是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但实际上当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宗室振恐”时，在逻辑上已经注定了秦的灭亡。

即使没有秦末农民大起义，秦朝也会因逐渐丧失中央政权从而灭亡。秦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发生一般认为是由于秦的暴政，当然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从历史中总结后发现，秦末农民大起义能够迅速崛起并打败秦军，除了起义军力量强大以外，秦军将领的投降也是重要原因。

李斯所言体现出明显的法家主张，主张在整个国家推行法律教育。

法家思想特征之一便是“去道德化”，在立法中利用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性制定赏罚措施，使人们畏惧法律惩罚，如商鞅治秦以“军功爵制”来鼓励人们参军打仗，增加军队的战斗力，鼓励百姓耕种，抑制商业发展，商鞅也是通过奖赏物质利益（授予爵位）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又以“连坐”，来惩治违法行为。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社会上必定呈现出“趋利避害”的风气，在这种趋利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百姓响应政府的号召不是因为对政府、对国家的认同，而是基于对利益的追求，对刑罚的畏惧，长此以往人们对国家、对朝廷的归属感、认同感必然会降低。

韩非虽然也承认臣子应该忠于君主，儿子应该孝顺父亲，但是他所提倡的忠孝观念与儒家主张以“修身”、“齐家”等方式树立起对君主、父亲的“忠孝”观念所不同，韩非“忠孝”观的实现是基于民众对法律的畏惧。

他认为，实现“忠孝”的方式应是推行“法治”，而非崇尚贤人。

韩非要求群臣百姓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忠孝”观念，并非通过提高个人修养，进行文化教育，进而激发个人的良知而是通过“重轻罪”，使人们畏惧法律惩罚，从而遵守法律。

也正因为如此，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秦朝大将章邯为了避免被赵高所杀，投降了项羽，当赵高杀掉秦二世时，整个朝廷没有一个臣子站出来反对赵高，抨击赵高的悖逆行为。

韩非虽然主张“因情立法”，但是他否定了道德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作用，将君主与所有人对立起来，臣子“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妻子与孩子“或有欲其君之早死”。

在韩非看来，君主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所有人都是君主防备的对象。正如牟复礼所讲：“秦政治和文化系统的一个惊人之处就是，它狭窄、严格地遵循法家的、国家主义的方式，露骨的否定人文的价值，坚定不移地鄙视那些曾备受崇敬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当秦朝统治不能满足臣子、百姓对利益的诉求时，臣子、百姓就必然反抗其统治，从而走向其对立面。

这一时期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亲情伦理观念也遭到破坏，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常蹶两儿欲弃之。”

在危难面前，刘邦宁愿舍弃自己的孩子，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血缘伦理观念的淡薄。

由于秦朝僵化的以法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思想，这一时期，无论是秦政权内部还是基层民众，都已经放弃了对秦政权的认同，转投向有利于自身的一方，以至于章邯、王离作为秦朝将领投降起义军，赵高杀秦二世却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拦。

民众之所以会反抗秦政权，就是因为秦朝政府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物质利益的需求，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存需求。

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境遇来看，秦统一后民众的生活并未有明显提高。

秦统一后，虽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皇帝制度、统一文字、度量衡等），依然延续着战国时期的治国模式，虽然秦始皇在碑文中讲“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据葛剑雄粗略估计秦朝人口大致在2000万甚至更多，这一时期服役人口高达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服役人员主要是青年人群，也就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劳动力群体，大量的劳动力服徭役必然破坏社会生产。

在当时的苛政之下，人们已经无法进行农桑，这使得民众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再加上官员的腐败，使得人们死后都无法得到安葬，《淮南子》虽然不是历史典籍，这里可能存在作者本人的感情描绘，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的民众所遭受的剥削程度。

当一个政权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时，民众就会推翻这个政权，自古以来皆是如此。从秦到清，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无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法家主张“重农抑商”的现实原因也是基于要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民众生活的困苦，社会文化中重视功利而缺乏忠孝观念，以及民众缺乏对秦政权的心理认同，使得陈胜、吴广能够一呼百应，也使得秦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转向农民起义一方，这些都使已经丧失了中央政治力量支撑的秦统治者也丧失了地方的支持。

在物质困乏与社会文化的缺陷、丧失了地方与中央政治力量的支持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秦二世而亡。

综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民众富裕、道德教化以及宗族的政治势力等三个要素是决定一个政权能否长久保持稳定的根本要素。

从历史上看，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条都可能会发生政权更迭，缺少得越多、越严重政权更迭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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