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朝贡理念来对待他国，构建了一个，以宋朝为主宰的天下格局

宋朝交聘史，可以大致分为宋朝与辽(契丹)、金两部分，以澶渊之盟、绍兴和议为总纲领开始了双方交聘外交的运作。除了南宋与金的交聘往来外，金与北宋也有过交聘。金人灭契丹，北宋与金和好，约定“每岁遣使，除正旦、生辰两番永为常例外，非常庆吊别论也。”这便为辽、金交聘使节的入境提供了通行证。

在澶渊之盟以前，宋辽之间便有互遣使节往来的情形。两国以涿州和雄州知州间达成的书信之约，“长为邻国”。在遣使往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贺正旦使、贺生辰使及接、送伴使制度。开宝八年(975)，辽朝遣使奉国书来聘。涿州将遣使信息送至雄州。雄州上报朝廷后，宋朝便差出閣门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在郝崇信迎迓之下，辽使入境。

宋朝曾遣使向辽朝报告封禅，辽朝在边境上接待了宋使，并未让宋使入境。此次宋朝也采取遵守澶渊之盟的条约，彼此不遣泛使，仅遣接伴使在边境予以接待。但真宗给出了特殊情形的解决方案：“如坚欲赴阙，亦从其请也。”知雄州李允则先是制止了辽使的入境。

辽使以“奉国命以机事驰报，不敢驻”为由，再次请求入境，李允则随即派接伴使伴送赴阙。宋真宗在决策上的漏洞为辽朝泛使入境提供了机会。此后，辽朝泛使入境如常使例，宋朝不再进行阻拦。

天圣四年(1026)，辽朝贺长宁节使节萧迪烈等已经入宋境。辽朝又专门遣30多人持酒果赐予萧迪烈等人，已抵达宋朝莫州。这种情形当属第一次出现，显然，雄州并未将非使节的辽人阻拦在边境之外。

庆历二年，因辽朝向宋朝索要关南地，几次遣泛使入宋。泛使与常使不同，时间不定。富弼在出使辽朝返回到雄州时，便被诏命任接伴使，而非从朝廷专差。辽朝泛使萧偕抵达边境，来报撤兵，而宋朝接伴使尚未抵达雄州，知雄州杜惟序擅自派遣雄州通判梁蒨接伴辽使入境，因此雄州知州、通判均受到处分。因约定过界日期，为不失信于辽朝，知雄州在接伴使未能如期到来的情形下，仓促之下作了派出通判接伴的特殊处置。

以贺正旦使的接伴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接伴使在盱眙军的时间集中在十二月初，某一皇帝贺生辰使的接伴时间也基本一致，表明宋金之间已经约定各自常使入境的时间。此处盱眙军与泗州就常使入境时间的商定便是明证。这一点北宋时期的史料并未能体现。

金使入境的时间，从已知的明确记载来看，十二月十日，金朝贺正旦使副入境。具体的入境流程为，接伴使迎迓于淮岸，取接发远迎状，传两朝庙讳御名(金朝传庙讳、御名，宋朝仅传御名)，接伴使与金使发舟至中流，互问两朝皇帝圣躬万福，之后，金朝使船和接伴使船一并从淮河中流进入盱眙。而上表中宋朝接伴金贺正旦使题刻的时间均在此前，有十二月二日、四日、六日、七日、八日。南宋接伴使提前抵达盱眙，也便有了游第一山并题刻的时间。

在入境时，双方就彼此礼仪有时会发生争执。如围绕着接伴使副是否服黑带的问题，金使与接伴使等便各执己见，最终金使让步，但入境时间已经推迟了许久。具体过程为，在金使入境前的十一月，宋朝礼官便考虑到金使会不接受接伴使副等服黑带，接伴使副可以随具体情况作出处置(即礼官和宋朝中央对接伴使副不服黑带、用吉礼一事也是允许的)。

十二月十日，金使入境的当天，接伴使副因高宗生母韦太后去世不久，仍穿服黑带，施宜生则以贺礼为由要求接伴使副等不得穿葬礼服饰。金安节以韦太后去世不久，服用吉服，是严重失礼的。在宋朝礼仪问题上，施宜生是熟知的，他指出：帝王守丧“以日易月”，韦后“岂得至今未葬”。

金安节回答到：“韦太后遗诏是要求以日易月，但高宗至孝，因未止哭，尚穿素服，朝廷百官自然皆是黑带。”金人则以之前韦太后哀谢使前来金朝的事例，当时宋朝仍在丧期，尚且穿戴吉服，今施宜生等以贺正旦礼前来，接伴使副等更应以吉礼相待。金安节则解释哀谢使到金朝不穿丧服的原因是“尊上国”，而如今在宋朝境内，举国丧服之时，服用丧服也是理所当然。

施宜生遣人告诉接伴使副等：“请使副自便。”金安节认为施宜生话中有话，并不带有“诚意”，随即他向金使等表示：“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专。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施宜生最后默许接伴使副穿服黑带，但仍拖延了两个时辰才抵达淮岸。在外交争执中，金安节的坚持己见和金使使命需要入境这两方面原因，促成了金使团的妥协。

宋朝将已遣出的接伴使副令就扬州听候指挥，随金使来否入境再作决策。通过这几则停罢遣使的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金交聘运作中的不平等。

南宋时期金朝泛使的情形，有时会出现仓促遣使，宋廷往往就近差使来应对。金朝还向宋朝差出“金牌天使”，并得以入境。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使髙景山等已回程至盱眙军，尚未赴御宴。泗州遣人牒报盱眙知军周淙：“有金牌天使欲来传宣。”而金牌天使此前的一次入境尚在绍兴十一年，当时前来传宣后，随即金军继之。

在款待金使御宴后，金朝天使大怀正入境，抵达盱眙馆驿燕馆，直接进入大厅，索要香案，令送伴使右司员外郎吕广问等跪以听旨。于是，天使宣布金主旨意。内容涉及向宋朝宣谕金朝迁都南京事。同年，南宋遣大金起居称贺使，贺金朝迁都。但使节抵达盱眙军后，金朝金牌天使又一次前来盱眙(此次在淮岸口，并没有进入盱眙城内)，传宣金朝谕旨，以使节徐嚞等非金朝所指定的人选，命其返程。

在入境前先商定彼此礼数，入境后应遵循。而金牌天使的入境显然是盱眙军很难抗拒的，仓促之间失礼也不可避免。宋廷回避批判金朝天使的嚣张气焰，反而批评盱眙守臣接待天使不周，即使面对金朝外交的欺凌和侮辱，宋高宗也很难据理力争和反抗，足见宋高宗朝对金外交是卑微且谨慎侍奉的。

金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在战争中金朝后方拥立了新皇帝，最后，完颜亮在战争中被部下杀害。在金军已然败事，金朝新主遣使入宋之时，宋高宗又一次接受讲和。高宗随即派出接伴使前去迎接金使入境，并重新商议外交关系、交聘礼仪等。金朝后期受蒙古侵扰，战事屡屡受挫，直接影响了宋金外交。

金宣宗的即位(1213)是以权臣谋害卫绍王后拥立的，名分并不正当。不过，宋朝并未将金告登位使拦截在境外，而是得以入境。此处有关岁币的建议则得到采纳。此前金朝曾主动拦截不允许宋人入境，如隆兴二年(1164)，宋使魏杞至盱眙，金帅以“国书未如式弗受”，魏杞也未能进入金境。而此时(1213)，宋宁宗遣使回应金朝告登位，命真德秀充金国贺登位使。真德秀使团在盱眙停留了两个月时间，金朝竟无暇差人接伴入境。

誓书中规定每年生辰正旦，遣使往来不绝，而此时金朝却一再不遣使，宋朝却几次遣使，或不被接纳，或不能面见金帝并投送与收接国书(有违以往的礼仪)。今泗州牒文内容是确凿的，并未出现曹彦约担心的情况发生(金朝使命不至、临期止纳宋使)，宋金又开始了交聘使节往来。

在维持了几年之后，嘉定十年(1217)，金朝又因宋朝不交纳岁币再次发动战争。嘉定十一年(1218)，金朝主动遣使与宋议和，行至淮水中流(两国边界)，被宋朝拒绝入境。两国外交遣使也宣告终结。由于雄州、盱眙与中央之间在辽、金朝使节入境问题上需要紧密联系，往来文书的传递也成为宋人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宋朝对辽、金使节的入境鲜见人为设定限制。在宋与辽、金的外交博弈中，宋处在下风，较为被动。而在宋、金外交入境的对比中，尊卑、强弱关系也能显现。由于金朝后期受蒙古侵扰，两国的外交运作屡屡失常。在对金态度上，宋朝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停止交纳岁币，最后拒绝金朝议和的请求。

与朝贡模式不同，宋朝并未对辽、金朝规定“贡”期、限制入境人数，对礼物、国书在入境时也未作要求，国书直到都城被递交给宋帝后才得知其内容。这种运作模式上的差异，来自于外交实务的需要。一方面，宋朝以敌国礼、岁币谋得了与强敌辽、金和平相处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帝对国家“安危”的持续焦虑。

另一方面，宋朝以朝贡理念来对待他国，外国称臣称贡，四夷来朝，诸如此类的外交运作和书写为宋朝构建了一个以宋朝为主宰的天下格局。从现实的国际秩序出发，这种单方面的强势对宋朝是有利的，但这种理念是否被外国广泛认同则大打折扣。从入境运作开始，直到外交活动的结束，这两种外交模式共同为我们呈现了宋朝外交的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