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古木之

编辑 | 古木之

前言：

作为一种摄影形式，纪实摄影在人类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没有纪实摄影，从摄影开始到现在，一百八十年来，人类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据考证，在摄影圈里，最早用到“记录”一词的是尤金阿杰特是20世纪早期法国著名纪实摄影大师。他在巴黎的那间阴暗的房间里，挂着一张手写的“Documents pour artistes”，这就是“为一个艺术家而作的记录。”

尤金.阿杰特将这些作品出售给当时的艺术家，以便在他们进行绘画创作时提供参考，从而奠定了“真实性”的基础，而这正是后来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纪实摄影、社会意义与文化认同

由于其特殊的作用，纪实摄影在照相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就是这里在这些功能中，大多数学者和摄影师都认为，纪实摄影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纪实摄影对社会的反映，就是要直面社会，揭露社会问题，突出真实性。

狭义的纪实摄影可以记录一桩事件，这个事件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超出一张新闻照片具有的特殊意义。它可以记录表情与性格，但同样必须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早期的西方纪实摄影侧重于对社会意义的探究，再加上三十年代的画报兴起，将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杂志等媒介相结合，使得纪实摄影更侧重于揭露、曝光和批判社会问题。

所以，有些人将其称为“社会记录摄影”。时至今日，揭露社会问题仍是许多摄影记者的格言，也是摄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真实性”是其最根本的特点。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被归类为反映社会状况，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只是存在“问题”，此外，还包含了其他不同层次、类别和属性的内容、意义和价值。

就纪实摄影而言，揭示社会问题是“真实性”，但若一味地将其局限在揭示社会问题上，则会渐渐偏离“真实性”，与纪实摄影脱节。在早期的纪实摄影中，摄影师所选取的主题广泛，美国摄影师威廉·杰克逊拍摄了西部大开发时代的广阔景色；

英国摄影记者约翰汤姆森，在他的作品中，选择了一些具有异域风情的风土人情，比如清末中国；法国摄影家纳达对社会、社会、名人的形象的反映尤为重视，于是把重点放在了人像摄影上，这些主题扩大了纪实摄影的表达范围，从“社会问题”到“文化价值”的表达。

阿瑟.罗思坦在《纪实摄影:摄影大师及其理念》一书中指出他选择作为案例的那些纪实摄影先驱们所拍摄的作品的表现范畴，“布雷迪，汤姆逊，杰克逊，这些先锋人物，通过摄影来传递各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社会是“人的生命共同体”，而文化是“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二者是互相依赖的。纪实摄影既表现了一面，又间接地表现了一面。纪实摄影在探究社会时，往往带有问题意识，并对其持有批评和否定的态度；

纪实摄影在表现文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有价值的客体对象上，从而表现出认同和肯定的态度。当然，纪实摄影的作用与价值并不局限于“非此即彼”，它在否定与肯定、批判与认同的广阔领域中，亦是其不断关注与扩展的空间。

二、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智慧的集合，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流中立足的根本，是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是连接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是中国文化创新的瑰宝”。

古往今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以文字的形式传承，并且在哲学层次上强调抽象的思考。在如今以图像和视觉为主导的融合时代，如何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活化、创新、不断地流传，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微观宏图”的简介里，有一句话让人回味：“其中关于西北及黄河的作品百余幅，这些影像远比文字的宏大叙事更直观、更有力、更动人”

三、中华民族文化的关怀与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种文化认同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认同和包容。所以，费孝通先生相信，中国人的多元化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十分类似的。吸收外来文化，使其精髓得到充分利用，摒弃其糟粕，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文化认同。

自从西藏解放以后，这里就成了国家摄影家们的重点拍摄对象。在2021年八月二十五日，西藏区委宣传部与中国图片社联合举办了“西藏70年”纪念西藏70年和平解放70周年的摄影作品，选取了200余幅西藏和平解放70年后的摄影作品，展示了1951年5月23日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至2019年末西藏全面脱贫70年。

本次展览就象一张超长的历史长卷，以直观的方式展现西藏的变迁，以及多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关心。与官方摄影师们的宏大叙述不同，吕楠、杨延康的作品通过多年的浸入式的创作，呈现了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与认同。

“西藏热”曾一度成为摄影创作的一股风潮，一些学者指出，许多所谓的“纪实摄影师”其实是出于对西藏的一种好奇心态，而吕楠则与杨延康不一样，他们以一种朝圣感、执着的创作态度，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摄影师相比，「把镜头对准了藏族的生命，就是对准了自己的心灵」。

纪实摄影创作中的“西藏热”虽然引来不同的声音，作品也良莠不齐，但它带来了纪实摄影对少数民族题材的探索。

21世纪以来，随着交通的便利以及摄影器材的轻便，很多摄影师去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等地拍摄照片，进一步关注记录少数民族文化，其中不乏像吕楠和杨延康这样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秉承纪实摄影的精神，常年记录某一民族的日常文化的纪实摄影师。

如今，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一些少数民族摄影师或“网红”（羌族女孩尔玛依娜、藏族男孩丁真等）也以得天独厚的优势记录并传播着本民族的文化。

四、当代集体记忆中的文化认同

对于一般人来说，中国纪实摄影的文化身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集体记忆的文化结构。

“因此，写实精神——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为社会服务，自然要把它融入到纪实摄影中去。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纪实摄影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更有一种文献证据和历史档案所具有的目击社会变革、见证历史进程的价值，“西藏 70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影像展”中的照片便具有这样的价值。

然而，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百姓来说，无论是“寻根”思潮中的黄河文化还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似乎都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他们的“现实主义”就是日常的生活起居、巷陌里弄、朝九晚五。

实际上，对城市生活的关注一直是纪实摄影的主要内容，为此，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街头摄影”——作为纪实摄影的一个子类别，毕竟摄影文化自身的流行就源于城市。

除了一般的家庭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师对城市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依然源自 20 世纪 80年代“纪实摄影”创作理念的引进。

一些大型的作品展和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也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进入 21 世纪，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拍照功能的进步和网络传播的便捷，对城市生活的记录日渐趋于原子化和碎片化，大型的、系统化的城市专题纪实摄影难以为继。

因此，当我们回看 20 世纪最后 20 年那些记录城市生活的纪实照片时，难免就会带上一种集体记忆的痕迹。由于政策、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相似的经历，因而回忆也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

比如提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高频的词中“改革开放”必居其一，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纪录片中的解说词所讲的那样：“改革开放像春风一样，吹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广州摄影师安哥一直用镜头记录城市百姓在改革开放下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他的照片中没有朱宪民“黄河系列”的深沉凝练，也没有吕楠和杨延康“雪域高原”般的纯净凛冽。

但有着普通百姓在柴米油盐中的喜怒哀乐，这能够让每个中国人回忆起那些年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

正如他在《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前言中所说的：“20 年转瞬又过了。回首当年，真觉得这世界变化快，这变化是邓小平带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过来的，这摸着石头过河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跟着感觉走’”。

于是 10 亿、11 亿、12 亿人民就这样跟着感觉走了 20 年……‘摸着石过河’是有方向的，方向就是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奔小康’的政策。” 相较于安哥大江南北上上下下全景式的记录，另外两位摄影师则专注于特定领域。

结语

虽然中国的摄影历史上早已经有了纪实相片，例如：民国时期的摄影，以及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摄影，但是，从理论上讲，纪实摄影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仅仅持续了短短40多年。

四十余年来，摄影工作者不断探索、突破、深化其创作主题与观念。这种对主题的探索与表现，不仅对纪实摄影自身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摄影本体的角度来说。

也使中国的纪实摄影具有与西方迥异的中国风格，具有中国特色的气质，体现了中国纪实摄影人的文化意识。从广义上讲，纪实摄影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认同了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 阿瑟 • 罗思坦：《纪实摄影：摄影大师及其理念》

［2］赵凤兰：《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与流变》

［3］孙京涛：《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

［4］乔纳森 • 弗德里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5］青觉：《以文化认同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6］雷勇：《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7］宋靖：《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

［8］夏榆：《侯登科：讲述“他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