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活人殉葬”这种残忍的习俗，从原始社会就已形成。

顾名思义，此举就是用活人为死去的首领、奴隶主、王公贵族殉葬。

其手段多样，且极其残忍。

活埋、斩首、服毒等手段在考古发掘中均有出现。

不仅如此，根据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殉葬的人数也按等级划分。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节葬》中关于殉葬的介绍，可以窥见，为天子殉葬几十人至数百人，将军、士大夫也要几十人。

人殉俨然与陪葬物品一样，成为彰显死者地位的象征。

事实上，人殉不是中国的独有发明。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很多古代文明中均有发现。

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在建造马斯塔巴墓时，就建造了陪葬庙。

那么，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促使这种野蛮行为断断续续持续数千年呢？

人殉制的兴盛与原始祭祀文化深度关联

人类自诞生之日，就伴随着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

当生产力低下，知识水平不足时，就会对自然、事物，产生唯心主义的解读。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原始的神灵敬畏与阶级的分化，是人殉制度的重要诱因。

说到原始神灵崇拜，我们不得不提“萨满教”。

它就是从原始社会最初的神灵敬畏演化发展来的宗教。

从史前时代开始，其就遍布世界各地。

北欧、西伯利亚、我国东北地区满族人、南美洲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等都有神灵、敬畏生灵图腾的传统。

虽然各自叫法不同，但都有类似萨满教的共同特点。

比如：通灵与招魂。

萨满巫师往往通过这种方式，让族人、酋长、国王、皇帝产生敬佩。

先不说这种方式是否有科学依据。

但从广泛的历史证据中，可以看到，萨满文明对国家政策行为的制定是产生过影响的。

原始的巫蛊萨满思想认为，人的灵魂不灭。

死后，其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继续继承今生得到的成就。

因此，她们推崇随葬。

而在奴隶制社会，主人亲近的人属于主人的“财产”。

她们自然与其它随葬品一样，列入随葬品名单。

历史上，凡是类似萨满文化盛行的朝代，人殉制就会抬头。

中国自有国家记载之际，人殉制度就存在。

夏朝的二里头遗址，出现最早的人殉证据。

商代殷墟，更是发现人殉数千具。

从战国末期至汉唐，人殉制得到遏制。

但在辽、金、元、明早期却死灰复燃。

可以看出，人殉的兴盛与朝代更替和主流思想文化的波动密不可分。辽、金、元这些北方草原，狩猎文明正是萨满巫蛊文化的源头之地。

在萨满教盛行的朝代，巫师的权利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不禁令人疑惑，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巫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通过人殉建议，使自己拥有生杀之权，为他人敬畏呢？

所以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为稳定政权，对巫师进行过限制与控制。

也正因此，殉葬制度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秦末佣殉出现的现实原因

到了秦朝末年，以人俑随葬越来越盛行。

俑也以粗略的人形，发展到各种身份、各色着装。

彼时，他们必须穿着与主人在世时，地位相配的着装。

当然俑的顶级之作，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俑代替活人在殉葬制度中盛行了呢？

首先，我们来算一笔人口流失的账。

公元230年，秦统一六国战争开始，东出函谷关共有六十万大军。

第一战，灭了韩国，自损三千，韩国死亡七万多人。

第二战，灭赵，自损十七万，赵国死亡四十万（包括赵嘉继位后续战争）。

第三战，攻燕国，自损八万，燕国死亡二十二万。

灭魏国，因为用了水攻，没什么损失，姑且不计。

灭楚国，可就惨烈了，自损三十多万，楚国死亡五十万。

这样算下来，秦统一六国，死亡人数超过壹佰伍拾万。

因秦国商鞅变法后，以斩首人头计军功。

所以，这个数字相对靠谱，但这只是士兵的死亡人数。

每个士兵背后，都是数亩耕种的土地，都有一个家庭盼望着他归来耕种，照顾老幼。

一百多万青壮年劳动力的死亡，直接带来数百万亩土地无法正常耕种。

加上战乱导致社会动荡，盗匪猖獗，又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路边。

所以，初步估计，秦统一六国这些年，华夏人口损失超过500万。

而那时，全国人口也不过三千万。

总人数少了近五分之一，换做任何一个统治者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因此，在这个时期没有统治者会轻信巫师人殉的说辞。

他们坚信的是，“活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还是俑殉比较经济实惠。

当然，除了现实的劳动力因素外，还有其它因素也在影响人殉制度的改变。

即，社会文化。

汉代逐渐废除人殉的文化因素

从汉代开始，人殉制度就几乎没有“市场”了。

首先汉代初期，百废待兴。

天子崇尚“黄老之学”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

如此一来，如果皇亲贵族下葬还要斩杀几个劳动力陪葬，显然就与国家政策不符。

时间一长，人殉风气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与此同时，为了替代人殉，俑殉也有油然而生。

毕竟在那个时候，高阶层为彰显身份地位，总得有些象征。

因此，俑殉在汉代盛行一时。

与秦俑相比，汉代的俑明显更加开放和幽默。

这与文景时期与民休息不无关系。

其次，汉武帝开始，启用儒家学者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而儒家思想，对人殉本身就充满排斥。

正如孔夫子那句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在孔子看来，人俑殉葬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是真人殉葬呢？

这与儒家崇尚仁爱，是背道而驰的。

《礼记.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后而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

汉代重试礼仪，尊崇儒术，一定程度上兵器非礼的人殉陋习。

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儒家文化的延续。

结语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进。

人类也在生产力的进步中，不断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其思想的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提升与思想的升华。

2000年多年前的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地域纷乱、思想庞杂，到趋于统一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一个时期，务实精神促使人殉向俑殉的转变。

而思想的进步，则奠定了中华文明礼仪仁义之邦的基础。

这个话题，看似讨论的是随葬的差异。

其实，却是从一个侧面窥见了一个民族文化本色的基础。

“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这些春秋时期的思想，难道不是随着各种文化行为的传承，延续至今，融入我们的血液中了吗？

正是这种传承，锻造出我们民族，宽厚、勇敢、仁义、谦和的特性。

纵观国际风云变幻，有多少强国，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矛盾重重走向衰落。

又有多少民族飞扬跋扈，大棒挥舞唯我独尊。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社会，正是彰显自“仁义礼智信”的文化传承。

国际风云，纷繁复杂。

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矛头直指我华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打铁还需自身硬。

2000多年前，先进思想的融入，让我们领先与世界上千年。

今天，新时期思潮的统一，必将使我们战胜困难，应对挑战。

面对秦汉人俑，仿佛听到祖先的寄语。

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悄然走来，这是先进文明与制度的胜利。

参考文献

《史记》

《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