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出了名吝啬但愿意为我献出生命的养父（上）

我的命运：出了名吝啬但愿意为我献出生命的养父（上）

我喜欢语文，尤其喜欢上作文课，但特别怕老师布置忆苦思甜类的作文题目，因为我养父家成分不好，和班上极大多数“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后代相比，我这样的五类分子后代写这样的作文就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然而，和养父的遭遇相比，我写作文遇到的囧境就算不了什么了。爷爷在世时，每逢公社召开批斗大会，爷爷就被民兵们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拉到台上跪着挨斗。爷爷死后，养父“子承父业”被绑去批斗。学校也组织学生参加这样的大会，我站在台下，看着跪在台上的养父，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议，心如刀绞，心疼他又想抱怨，祈求批斗会赶快结束。我内心的自卑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长蔓延。

养父非常吝啬，精于算计，对我要求极严，但并不是学习上，而是干活。我早上起来要先到村子四周捡一簸箕狗粪，倒进屋后的粪缸沤肥。蔬菜上市季节养父让我挎着一篮子辣椒、茄子去镇上卖了再上学。那时候这种小农贸易也属于资产阶级的尾巴，养父认为大人会被抓，但小孩没事。我心里极不情愿，但为了养父高兴，还是咬牙坚持去卖菜。镇上供销社各商店的营业员全是城市户口，看到我这么小的孩子卖菜，都会照顾一些，比大人还卖得快，养父夸我能干，我，。但我就怕班上的女生跟着大人出来买菜，每每发现处有漂亮裙影往菜市场飘来，我就，就赶快收枰挎篮，落荒而逃。

放学后要挎篮拾柴。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山坡田野捡拾枯枝败叶。天黑前满满一篮回家，养父看每次都是我最多，就露出高兴的笑容。有一天放学路上，村干部在水塘边把我喊住“听说你拾柴最厉害，现在是封山育林，你带头破坏，要写检讨书。”

我才小学三年级，不会写检讨书，不方便请教老师，也不想对养父母说，怕他们难受。晚上等养父母睡了，一个人在煤油灯下苦思冥想，开头第一句“村里的人都说我拾柴本领”，“本领”两字没学过，就用本子的“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后来学到本领这个词时还为自己蒙对了而感叹）。

第二天我把半页检讨递给占蹲在水塘边青石板东张西望的村干部，我觉得他就是在堵我的，紧张得出不了声。他按过我的检讨往上放上烟丝：原来是他的卷烟纸用完了。他边点烟卷边赞赏的口气说“怪不得村里的人都说你聪明。”

我看他笑眯眯，没有一点要追究破坏封山育林的意思（八成是他早已忘记了），赶紧走开，我的处女作品随之烟飞纸灭。

转眼间小学即将毕业，全村50个孩子，只有5个升初中的名额。往届都是推荐，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读不上初中，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后代自然不敢奢想。没想到那年邓公从江西回到北京，升初中改为考试录取，我成绩前茅，升入双牌初中。养父非常开心，那动人的笑容后来我考上军校时才又重现。

初中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语文老师何百川，物理化学老师蔡士旸，数学老师施庭阳，三位启蒙恩师让我从长期的歧视和自卑阴影中走了出来。

批林批孔和巜评水浒批宋江》运动风起云涌，一切又回到成分论英雄。那届初中两个毕业班120个学生，只有18个人可以上诸葛中学，我作为五类分子的后代自然没机会上高中，只好回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工分。

当时我所在双牌公社在周福根书记的带领下，社办企业风生水起。周书记听说近一百个应届初中生没机会读高中，大手一挥，公社出钱创办双牌民办高中，半工半读，学习农业知识，我的初中老师何、蔡，施三人自然提升成为民办高中的骨干教师。

风格独特的民办高中时光很快结束了，我回到生产队干活。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我是民办高中毕业，起点低，开始时连正式的高中各科教材都找不到，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连考三年，高考成绩逐年翻番，79年的成绩接近了录取分数线。达到了县教育局在兰一中开办的高考复习班的分数线要求。

我虽然接到了复习班录取通知书，但无法参加。因为养父躺在床上，养父的肝炎恶化为肝腹水，肚子大得像九个月的孕妇。养母一下水皮肤就烂，我成为家里唯一挣工分领口粮的劳动力。

“你明天去上复习班。” 报名截止最后一天的晚上，养父从病床上坐起来对我说。

“哪有什么复习班？”我假装不知道，也不知道养父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今天下午何百川老师来家里了，他说你白天下地干农活，没时间复习，不可能考上大学。”

“我去复习，家里没人挣工分，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复习班？”

“我明天下地干活，不用分心家里的事。”

“你挺着大肚子下地，用不了多久，命就没了。”

“何老师说你考不上大学，全公社就没人考得上。如果用我这条命能换你上大学，就很值了。”

“不，不行，我一定可以白天下地晚上复习考上大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反正我明天下地，去不去复习你自己定。”养父脸上露出许久未见的坚毅笑容，泪滴随着微笑流过他干瘦蜡黄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