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桶巴尔干问题的前世今生（2）拜占庭帝国的地缘困境

上一文我们提到了巴尔干半岛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变迁，从帝国较为稳固的北方防线到民族大迁移后屡屡受到打击，直到这一时期，巴尔干边界面临的问题还只是来自北方蛮族的威胁。

东罗马帝国在能在民族大迁徙的危机中幸存而没有像他的兄弟西罗马帝国一样被蛮族淹没，得益于它更繁荣的经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们施行的各项有利政策。但是这种幸存却反过来掩盖了其在地缘战略上的先天不足。

其中拜占庭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东方和北方两条防线相互孤立又无法相互支援，这就造成对东用兵北方蛮族就会趁虚而入，对北用兵东面的波斯人就会劫掠叙利亚甚至攻入埃及威胁帝国的粮仓和钱袋。

1.富庶但缺少战略纵深的东方

帝国富庶的商业和农业均在东方，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代表的的东方行省经济富饶，手工业生产非常兴盛，纺织业、金属铸造和冶炼工业、玻璃和珠宝制造业都相当繁荣。与此同时，它们为君士坦丁堡输入了大量的谷物、葡萄酒和油料。以埃及为例，该省每年除了能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价值80万索里德的800万阿尔塔巴谷物合30公升）外，还能提供70万索里德的税金。

而叙利亚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各类货物奇珍异宝都在这里从东方运往西方，帝国从中也收获了丰厚的税金，由此可见东方行省对帝国经济、税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帝国最主要的敌人就在东方，无论是早先的萨珊波斯还是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东方行省面临的军事威胁都是首当其冲，波斯人就经常利用其骑兵优势穿越叙利亚的沙漠劫掠行省地区，这也就导致帝国不但要在北方驻扎军队防御蛮族入侵，在东方还需要维持较为庞大的机动军力防御波斯，受限于补给与沙漠中的行军路线，历史上罗马人最远对波斯的进攻也只能维持到泰西封一线，而且还无力长期据守。

2.天子守国门的北方防线

安纳托利亚的群山可以为君士坦丁堡抵御来自东方的冲击，但却无助于防卫那些重要的经济行省，这一点在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最为明显，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守者来说，唯一的担忧来自城市的西侧。肥沃的色雷斯平原给君士坦丁堡提供了丰富的农业产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但其腹地缺乏东西向高大山脉的掩护则成了它的致命缺陷。

在4世纪罗马军队撤入多瑙河南部地区后，失去了喀尔巴阡山脉的掩护，多瑙河成了罗马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唯一的屏障，一旦多瑙河防线被突破，迁徙而来的各个民族只需穿越不甚险峻的斯塔拉山脉便可以南下默西亚行省，或是沿海岸线冲向肥沃的色雷斯平原，进可以围攻君士坦丁堡胁迫皇帝签下城下之盟，退可以劫掠巴尔干各行省亦可满载而归。到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东罗马人彻底失去了富庶的东方行省，这时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成为帝国维持的重中之重。

3.拜占庭在巴尔干的战略矛盾

就像守江比守淮一样，想保护都城的安全不能只靠君士坦丁堡的城墙，3世纪危机后罗马人放弃了多瑙河北岸的达西亚行省，防御重心转向多瑙河南岸，帝国开始在这一带修建了大量的堡垒和要塞化的城市。但是巴尔干地区经济上的贫困和军事上的重要构成了一个难解的战略悖论，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这一地区很难支持大规模的军队活动，也很难维持要塞化防御的庞大花销，而该地薄弱的农业基础甚至使得拜占庭军队在己方领土上都必须慎重选择行军路线，否则多支军队的后勤需求将会彻底压垮该地的补给线。

沉重的后勤负担加大了在这一地区实施军事活动的成本，也减弱了拜占庭统治者在巴尔干地区发动主动攻势的野心，但多瑙河防线对首都安全的重要意义，又使得拜占庭统治者不得不在这一地区维持重要的军事存在，这种超越地区供给能力的军事存在又反过来加大了拜占庭的经济负担。这就是拜占庭在多瑙河所面临的第一个战略矛盾

4.蛮族内附的独立性与罗马化的滞后

民族大迁徙

随着4世纪开始的民族大迁徙运动，除了一些确实头铁想挑战帝国防线的人外更多的蛮族领袖还是请求帝国能在危难中伸出援手。他们在进入南岸后弱则内附于帝国，在多瑙河南岸的无人荒地开垦并为帝国提供兵源与税金，强则抱团劫掠其他行省甚至兵临城下索要赏金，这也就造成了上文说的巴尔干北部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贫困和主客民族比例失调的问题。

而以前的罗马化一直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为先，然后以罗马的制度改造被征服者，通过移民杂居的方式完成宗教融合乃至文化渗透。而以哥特人为代表的的日耳曼内附蛮族为例，40-50万内附的蛮族不仅保持了部落的完整，沿用过去的部落军事民主制度和原始农村公社的生产组织，日耳曼军事贵族甚至能在皇帝的宫廷里呼风唤雨，这就使得他们罗马化的进程十分缓慢而这也给边境地区帝国管理本就鞭长莫及的地区的统治与归属带来了变数。

蛮族人势力在军队的崛起引起元老贵族势力的极大担忧，5世纪著名元老派代表希奈修斯致狄奥多西之子拜占庭皇帝阿卡第的谏议书“论皇权”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忧患意识。该演说特别回顾了狄奥多西皇帝赐予蛮族士兵土地、同盟者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慷慨之举，认为“罗马”皇帝对于蛮族异己势力的特别恩宠会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