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九世纪末，反封建统治运动的爆发与扩大化——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新罗定康王于弥留之际，以其妹金曼[一作垣]“天姿明锐，骨法似丈夫”，遂指定为王位继承人，此即第五十一代君主真圣女王。然而，结合史料记载，真圣女王在位期间荒淫无度、标同伐异。其统治初年，新罗就呈现“佞幸肆志，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弛”的腐败局面。

真圣女王三年（889），因国库空虚，真圣女王催迫各州郡上缴赋税。这一贸然举动彻底激化了社会底层与封建统治阶层间长期以来的矛盾，民众对于新罗封建统治积攒已久的不满最终爆发。尚州、北原，完山州等地均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新罗拉开亡国序幕。早在九世纪前期，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暴动已悄然兴起。终因规模小、实力弱，悉数被王庭剿灭。

然而，真圣女王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相较于前代具有鲜明反差。因王庭的奢靡腐败及田制的畸形发展，至真圣女王统治时期，各地贫农、奴隶阶层人口基数激增。这一现象直接影射出此时期的农民起义，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规模宏大；且组织性强，带有连续性，是真正意义上全国性农民运动，予以封建统治沉重打击。

尚州地区“元宗、哀奴起义”

真圣女王三年，因社会底层生活质量日渐恶化，加之统治阶层催迫农民上缴赋税，新罗尚州（今庆尚北道尚州）地区爆发了以元宗、哀奴为代表主导的农民起义，史称“元宗、哀奴起义”或“沙伐州农民起义”。结合相关史料，起义爆发后，新罗王庭迅速作出反应，派遣奈麻令奇为首的官军清剿叛乱。

据《三国史记》记载：“令奇望贼垒，畏不能进，村主祐连力战死之”。新罗官军惨败而归，令奇随后遭到处决。起义军取得大胜后，其活动便无从所知，据推测后来同北部的竹州箕萱势力或北原梁吉势力合流。农民起义军击退官军，除起义军紧密团结、奋力抗敌等内在因素外，选址也是确保胜利的关键之一。

从地理位置来看，作为起义活动中心的尚州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尚州西北面靠绵延的小白山脉，东傍洛东江之天险，占尽地利。令奇明显是因畏惧起义军依傍地势建立的据点工事而畏缩不前，招致惨败。

北原地区“梁吉起义”

在“元宗、哀奴起义”于新罗中南部活跃的同时，朔州北原京（今江原道原州市）地区爆发由梁吉主导的农民起义，史称“梁吉起义”。相较于其他地方起义，梁吉起义声势更为浩大、颇具规模。梁吉起义军最初以北原京为据点开展活动。北原京是新罗“五小京”之一，“五小京”不仅是新罗中央统治的直辖地区，同时也起到推动全国经济文化均衡发展的作用。

因起义军掌控重镇，实力大增，遂采取分兵策略。未久，梁吉率军南进，攻陷汉州国原（中原京，今忠清北道忠州市）等三十余城。其部将弓裔则向东进发，并于真圣女王五年（892）袭取北原东部落、溟州（今江原道南江陵）及其下辖酒泉（今江原道酒泉里）、奈城（今江原道宁越郡）、御珍（今庆尚北道蔚珍郡）等十余郡县。

弓裔于此时表现突出，遂自立门户。孝恭王三年（899），梁吉率军讨伐弓裔失利，不知所踪，其势力最终被弓裔兼并。关于梁吉起义存在两个注意的点：其一，新罗王庭的态度。面对北原地区的暴动，出乎意料的是，新罗王庭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从史料记载来看，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892年的军事行动中，弓裔仅率“百余骑”便袭取十余郡县。

当然，这在凸显弓裔的胆识及能力以外，也不排除当地民众望风而降的可能。可见新罗中央早已失去对汉州、朔州与溟州等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其二，梁吉起义的性质。起义初期针对新罗王庭的军事行动，明显带有反对或推翻新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色彩。

然而后期因部下弓裔自立，梁吉欲清理门户，便率军清剿弓裔势力，这一结果实则是地方割据势力间的内讧，失去了往日“农民起义”的意义。

西南部地区“赤袴起义”

新罗中部地区农民起义高涨之时，西南部地区的底层人民也掀起反对封建统治的起义。九世纪末，西南部地区爆发两场农民起义，一是爆发于真圣女王六年（892）完山州（今全罗北道全州）的甄萱起义；二是真圣女王十年（896）的“赤袴起义”。

“赤袴”源于起义军成员均穿着赤色布裤活动而得名。新罗王庭则蔑称其为“赤袴贼”。据《三国史记》记载，真圣女王十年，赤袴军的攻势最远“至京西部牟梁里”，即今庆尚北道庆州市干川邑毛良里。次年，真圣女王遂决定禅位于金峣（孝恭王）。

不难看出赤袴军对王京郊外的攻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罗王庭的决策，是真圣女王迫于局势而禅位的影响因素之一。因史料缺载，关于赤袴军此后的发展及结局不得而知。照《三国遗事》记载来看，一然将赤袴军划归甄萱势力，但有待详加分析。

结合相关史料来看，自赤袴起义后，新罗未再爆发新一轮的农民起义。可以说，西南部地区的赤袴军不仅是唯一进攻至新罗王京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也是最后一支活跃于九世纪末的农民起义势力。自此，农民运动逐渐陷入低潮。除上述以外，其他各地也爆发了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

诸如竹州（今京畿道安城、龙仁）“箕萱起义”、汉州甑城（今平安南道甑山面）“赤衣贼、黄衣贼起义”、盐州（今黄海道延安）“柳矜顺起义”、厌海县（今全罗南道押海岛）“能昌起义”等等。因史料缺载，均难以调查考证。

总而言之，九世纪末农民起义是底层人民反对暴政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行动，沉重打击新罗王庭腐朽的封建统治。但究其结果来看，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尚缺乏运行国家机器的能力，何况起义队伍之中鱼龙混杂，其活跃终是昙花一现。

最终，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甄萱、弓裔等地方豪族所窃取，并加速完成向封建统治者的转化。农民阶级不自觉地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在新罗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起义极大撼动了新罗封建统治根基。但究其结果来看，新罗是同地方豪族间的抗衡中，耗尽元气而覆亡。

地方豪族的活动同新罗下代政局、“后三国”格局，甚至同高丽初期政局变化息息相关。因此，豪族是考察罗末丽初社会形态的关键一环。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韩国学者将“豪族”概念应用于罗末丽初社会研究之中。按照通说，新罗史所谓的豪族，是“因新罗下代中央政界与地方统制弱化，地方出现以庞大的经济、军事、行政实力作为发展基础，并控制当地思想文化的独立性族团势力，是新罗末期社会的变革力量。其首领称号不一，多称‘城主’、‘将军’”。

新罗豪族的成分较为复杂，包括乡里出身的“村主”、军镇出身的军事长官、西海岸的海洋势力，以及流落地方的真骨贵族等等。

村主势力

“村”是新罗地方村落体制的行政单位，地方上的数个“自然村”共同构成村落体制的最高单位——“行政村”，“村主”则是行政村的最高长官。“村主”一职设于三国时期。1989年3月，于庆尚北道浦项市神光面冷水里出土的“迎日冷水里碑”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罗最古石碑。石碑上表面明确记载“村主，臾支干支，须支一今智，此二人，世中了事，故记”，表明新罗村主职位起源之早。

随着新罗社会发展，村主等级也随之繁杂。自1935年开始，陆续于庆尚北道庆州南山一带出土，被认为是真平王十三年（591）遗存的“南山新城碑”碑文上便刻有“郡上村主”、“郡中村主”，明确记载村主职责是力役的动员及监管。

此外，对于村主官品的界定也存有一定记录。据《三国史记》记载：“外真村主与五品同，次村主与四品同”，说明兴德王九年（834）的村主相当于新罗官等的五头品、四头品程度。被认为是文圣王十八年（856）的遗物《窍兴寺钟铭》，则出现“上村主三重沙干”、“第二村主沙干”、“第三村主及干”的铭文，相对应的官品则被推测达到六头品以上。

以上均说明村主得益于在地方的影响力，在新罗官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村主”职位变化来看，村主最早仅起到辅助中央对地方实行有效管理的效用。但自新罗中代开始，王庭有意识的将村主官品提高，很大程度是因权力逐渐坐大，中央为安抚地方采取的举措。

可见，村主实际掌握“行政村”的人力、租税及村政的绝对支配权。村主在九世纪末反对新罗封建统治运动中较为活跃，是领导农民起义军活动的重要领袖。在“元宗、哀奴起义”中，沙伐州村主祐连率军奋战至死，最终战胜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