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陶渊明曾用“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来形容自己心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这正是以邬堡聚落为基础建构组织的。由于中国悠远而厚重的农业历史传统背景，在“士、农、工、商”这种四民分业的背景下，农民成为了基数最大的群体，而古时农民住在哪里？又是如何生活的？这成为了考古发掘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公元前 221 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 220 在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 也包括汉代的农业基层社会——农耕聚落的较前的巨大变化。由于汉代是中国古代物质财富得到空前大发展、大积聚的时期，因此，考古工作中对“汉代村落（聚落）”遗址的发掘也愈加充分，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辽宁辽阳三道壕、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等，遍布全国各地。

一、聚落为基，乡里有序，汉代聚落星罗棋布

自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考古调查工作就是考古发掘的先期工作，特别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配合经济建设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全国各地作了许多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数量庞大的汉代聚落遗址。主要有安徽省泗县刘圩、辽宁省辽阳三道壕、南遂平小寨、河南省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等。

（1）三道壕遗址

《汉书·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辽东郡的居户数和各家的人口数目。可见两汉时期朝廷均对辽东郡及其周边区域实行了有效统治，之后各朝代经济、官府、军事的东北边境便设立在这里。三道壕遗址位于辽东附近的冲积平原之上，考古发现了居住址6处、水井11眼、砖窑7座。秦汉考古学上，聚落主要指的是一般性村落以及乡镇，三道壕占地四平方里的面积折合约为100万平方米，平均一县有4.6个乡，远远超过了许多东北地区的汉代县城。

在这7座砖窑中，每年约可以生产砖60万块，多处附属设施共同组成了一套窑业生产体系，以用于自给自足和市场销售，这样颇具体系和规模的专业化窑业生产让我们惊叹于聚落繁盛的经济和工业活动。三道壕出有“千秋万岁”瓦当和云纹瓦当，自然让人联想到遗址的层级和地位。这有可能表明出土该瓦当居址主人处于地位稍高的管理阶层，代表官府行使管理权。

（2）河南省黄县三杨庄遗址

三样庄遗址位于黄河故道，以三杨庄遗址为中心，近些年进行的黄河河道变迁和沉积历史考古调查，可以初步揭示西汉及西汉以前黄河长期流经该区域的地理原因。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属于坡度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区，黄河在此被阻隔，一直在大伾山和濮阳之间流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逐渐掌握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这里土质良好、疏松多孔、营养充足，并且耕种的难度较小，产量较高。因此即使黄河洪水的威胁隐患较大，但人们依据着上百年的开垦历史，在河岸建筑了体量大小不同的防洪堤，可以在长时期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淹没。

三杨庄遗址呈现的是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的空间布局景象。宅院的布局并不整齐划一，相互之间的距离或近或远，与门前的道路距离也远近不同。从目前已探明的遗址区域观察，尽管宅院总体布局显得有些散乱——第二处宅院结构有四间房构成，较为复杂，其余三处宅院均由南厢房（或厨房）和主房两座房屋组成。但作为一个聚落整体，宅院的分布仍可说是具有一定的集中度。

（3）小寨遗址

小寨遗址位于河南省遂平县诸市乡小寨村西，沙河东岸，东北距遂平县城约13千米。遗址所在区域在汉代属于吴房县。《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左传》曰房国，楚灵王所灭。又楚封吴王夫概于棠溪。《地道记》有吴城。”可见两汉时期汝南郡属县地域和人口最大规模没有明显的差异。

由于遗址时代跨度较长，洪水破坏严重、调查和发掘面积有限等原因，使得对该遗址的范围、性质、分期、布局、宅院格局、房屋基址等难以明了，但规范的网格式道路，每处居址所包含的与其平行分布的水井等特点是明确的。遗址内出土物绝大部分出自井内，主要有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陶漏斗器、罐、盆、瓮、碗等陶器，石饼、磨石等石器，还有铜耳勺等遗物。另外，遗址内最宽的道路为南北向，这符合古代道路沿较大河流布置，居民近河聚居的一般特点。

二、上堂下厨，寝食起居，聚落布局方便生活

在古代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基本条件中，居住逐渐发展成为最中心的需求，最能够代表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社会地位。故此，民居是聚落构成中最核心的物质形式，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丰富内涵。民居的发展还受到所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大的制约，故从整体上说，汉代北方地区，特别是关中和中原地区的院落，代表了汉代民居的最高发展水平。

通过对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清理出的汉代民居房屋建筑和院落特征的综合分析，汉代民居宅院布局主要有位置独立、朝向向阳、布局规整、功能完善四个主要特征。首先聚落内的民居一般分布较为分散，民居院落一般不直接共用同一分隔院墙，这与城市里居中有的院落只一墙相隔不同。经过上千年的农耕聚落的发展演变，从中国北方来说，如何在寒冷的冬 季避免室内温度过低，除烧火取暖人工措施外，房屋朝阳开门和开窗成为最佳选择，这样既能满足室内采光的需要，获得更多阳光照射也能使屋内温暖，又能减轻西北风对室内温度的影响。辽阳三道壕居址均呈西北至东南向，可能正是适应西北风比较强劲的环境。

在汉代单体民居宅院组成要素中，居室为宅院的主体和中心。“一堂二内”的说法曾被记载在《汉书》中。堂，即居室统领着其他次室。其次为厢房和厨房。对火的应用和掌握革命性地改变了古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熟食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形式，而各类食物的炊食加工也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孟子》始有厨字，是周初名庖，周末名厨也。”用于炊厨的专用建筑肯定出现较早，辅佐商汤的伊尹传说是一位庖正。战国时期庄子曾经非常推崇“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汉代与炊食有关的遗物主要有石磨、石臼、石杵等粮食加工粉碎工具，铁 釜、陶甑等加热蒸煮器物。

当城进一步发展进入更加完善的阶段后，无论阶层的高低，平民居住区内也相应出现了各自家庭的围墙，成为一个个具有单独界定空间的宅院。《释名》：“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为援卫也。墉，荣也， 所以蔽隐形容也。”《史记·萧相国世家》也记载了西汉初丞相萧何将修筑墙垣表现为治家的态度：“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由此可见，人们建筑院墙的目的是出于遮挡隐蔽家庭的隐私、保护自我人身和财产安全等。

在古代，水是人生存的第一位日常生活必须品。早期人类逐水而居是必然的居住生活选择。井的出现是早期人类初步摆脱对用水依赖自然河流的开始。凿井技术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能够使人们有了更广阔的居住空间选择。在汉代聚落遗址中，辽阳三道壕、内黄三杨庄、遂平小寨、高邮邵家沟等遗址均发现有水井遗存。在三杨庄遗址内的第二处宅院水井，位于宅院南大门的东南侧约9米，为砖砌圆形竖井。井口周围平铺一层小砖作为井台，略高于地面。除井台东边缘用一行单砖侧立固边外，其他部分均为平铺，而且铺砌的方向并不统一。一般位于宅院外的大门前。一户一井是汉代聚落宅院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吃水、吃饭、居住外，厕所也是必须的生活设施，同时，古代也是积粪肥田的需要。《左传》记载到：（晋侯）“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墨子》也记载，城墙上每隔五十步便有一个厕所，以两层式建筑构成，上面是厕所，下面是猪圈，两层之间有楼梯相互连接。尽管先秦时期专用厕所建筑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考古发现，但推测至迟应该 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遗址发现的厕所遗迹在各处居址内，并且与发现的畜栏遗迹相连接，都发现了有窄而深的土沟或小坑遗迹，应是当时的厕所。从这样的发掘的情况看，每一处居址内都应该建有厕所。

三、农为邦本，本固邦兴，推动农村聚落研究

汉代聚落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聚落的发展具有差别性的变化过程和特点。例如，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 年—公元前87年在位）的55 年间，由于受到他不同时段征伐四方、大肆兴作、轮台罪己等政策举措及严重水旱灾害的影响，当时许多地区的聚落在数量、规模乃至存亡等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个地区的聚落发展也会因为众多的原因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例如，北方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与南方地区，关中平原腹地与边疆地区，各区域内部不同小的区域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域内的聚落既有共性形态，又有各自的特性，又处在相同或不同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古代农民跟随日出日落的规律作息生产，依靠井水、耕耘而食，看似与改朝换代、国家更替于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有太大影响。这其实也是数千年间古代农业社会下层士人和农民的一种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思想心态，这种思想观念心态是社会的深层次精神所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深入骨髓的。从中国古代大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说，汉代也开启了古代治乱兴亡这一朝代更替律。汉代聚落的发展变化规律也从基层社会的层面映像着治乱兴亡的规律。

结语

汉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初步建立的关键时期，汉代文明的核心和基础是发达的农耕文明，能够揭示当时的农耕文明与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释汉代文明的基础所在。

对汉代聚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今后中国汉代考古的重要方向和研究领域，这既可以指引汉代聚落遗址的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复原汉代基层农业社会发展状况的必然选择。同时，对汉代聚落进行深入的考古学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国古代农村起源、发展及演变过程和规律。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

《左传》

《三国志》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