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中国龙城

100多年前的1915年夏，一艘长江搜救“红船”从上而下穿过三峡峡关，几个大鼻子外国人等船靠岸之后，在西坝葛洲下船，然后消失在附近的山洞……

这群外国人中，便有英国人欧尔温。

欧尔温拿着《远东新闻》杂志的记者证，在神游东方之时，与常住宜昌的英国领事许勒德在重庆相聚。酒桌上许勒德讲起宜昌有个神秘洞穴，洞穴附近中国人称此是一个“龙洞”，而且洞中还有龙的石化残肢，这让欧尔温兴奋不已。很快，便和夫人冒险前来，寻龙是他到中国的目的之一。

世界上早就有龙的传说。有龙的国家，并不只是中国。

神秘的玛雅文化保持着“库库尔坎”的说法。印度佛教经典，以及希腊、罗马的神话中也有龙的记载人。一直到18世纪，欧洲还保持着“龙骑兵”的兵种。马克思和列宁，都引用过海涅的著名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龙，全世界都在传颂。但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找和议论！

熟知中国文化的欧尔温到过许多国家，对中国文化比较精通，知道中国人对龙有特殊的感情，“龙的传人”让龙无处不在。

根据欧尔温的报道，他找到这个洞穴，既大又阴森，有深潭积水，且光线极暗，不得不点燃火把前行。他踏着露出水面的一溜岩石，走着走着，脚下仿佛一条石脊蜿蜒的巨蛇，便俯下身子细细辨认，才发现自己站在一条石龙的脊背上。仰头再望，洞穴的顶上还有七八条石龙张牙舞爪，仿佛在某一时间突然凝固的模样……

欧尔温惊诧之后，喘着鼻息拾起掉落在地上的石化鳞片。他兴奋而激动，满脸潮红却又要故作从容。经过一番勘探，他将精选的照片连同采集的化石鳞片，一起寄往英日的博物馆，请求专家鉴定。

同时，他又专门写信给在北京朝廷供职的英国学者玛礼逊博士，请他向京城最高当局呼吁，以期受到关注和保护。

这年底，欧尔温根据自己的采访和案头准备，认真地研究了中国人于黄帝时代，是兼收并取吞并各部落凝练的符号。到底是否有真龙？在华夏历史上并没有准确答案。他还找到《山海经》荆州篇楚人追逐的“应龙为黄龙”，以及《吴录》曹操后人在夷陵临沮青溪所见过的真龙的记载，并感觉史前灭绝的恐龙和“龙的传人”之联系，认为这个洞穴里藏着东方文化上的某种神秘。

欧尔温到了后来，还不是将信将疑。

他做大量的田野考察。发现三峡的龙洞和传说、与龙相关的地名和人名，以及宜昌特有的龙舟节等。在他与许勒德等洋人的交谈中，明确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中，多数不像宜昌和龙的联系这样紧密，并觉得中国人是的十二生肖中，唯独不见现实中的龙而有些不可思议……

最后，他还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神龛洞探石龙记》的英文科考文章，刊登在著名的《远东》杂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篇报道很快被一位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人甘作霖发现，将它翻译成中文。1916年4月刊登在中文《东方》杂志。译文发表之后，马上惊动北洋政府朝野。

“宜昌出现了龙？真龙现形！”还有人说在三峡找到“龙窝”。口口相传如风暴刮过，消息不胫而走，有人惊奇有人疑。

众所周知，中国最后一个晚清王朝在1912年灭亡，北洋政府以和平方式，完整继承前朝的疆域和政权，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成为第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政府。

但这或许都是表象，华夏民族是走向民主，还是继续回到专制？在当时中国，有两种力量像两条巨龙拉锯一般用力牵扯。在这个高光亮点上，宜昌所谓的“龙种”出现，马上便处在风口浪尖。

中国封建朝廷的残余，与辛亥共和的革命势力展开新的一轮博弈，袁世凯也大呼上当。当民国的大总统并不像他想象那样风光，这个地方有议会制约，那个地方有人民监督，至高无上的权利哪里去了？

从社会意义来讲，从帝制到共和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启蒙思想强调“天赋人权”，人们有权对君王制约，共和的大总统是“君权人授”。人民授予的是公权力，而他要的是“君权神授”先天为王。

还是当皇帝好！君王与天同齐，我就是天、我就是国、我就是一切，什么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的三权分立？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袁世凯要当的是天王老子。

当时全国上下活跃的保守派，都在为放弃民国进行复辟，纷纷向袁世凯劝进、拥戴和表达忠诚，大总统本人早已晕晕乎乎。

几天后，北京的钦差大臣来到宜昌。他带着袁世凯寻找“神授”天子的重要使命，目的是让其称帝时开门见喜，而且是“杠上添花”。此时东风已起，钦差大臣一行人前往龙洞巡检，现场早已不管真龙假龙，见了都称“大皇帝之国瑞”。

湖北、荆州和宜昌县府官员，趁机建议借此将宜昌县改名以表龙瑞，有人还盼望将朝廷搬到宜昌以庆登基。劝进和忽悠正合袁世凯借题发挥之意，但朝廷搬到宜昌不是小事，袁大总统就让省道县把“具报更名”作为当务之急。

请示专电的第一句话，便是“北京皇帝陛下！”电文高呼万岁，同时期盼人随天意，皇帝早日登基，并赐宜昌为“龙瑞”之地。

宜昌准备重开县名，官府甚至连雕刻“瑞龙县”石碑的石料都已找好，只等上面的批复。可惜批复久等不来。最后，等来的是当了83天皇帝袁世凯下台的消息，“龙瑞县”的闹剧才就此泡汤……

这是民国之后的又一次筹划宜昌改名。

在此之前，宜昌的巴人崇虎、楚人崇凤，后来融入了华夏主流，人们敬龙为尊。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却将此地西陵称之为蛮夷、南夷和夷陵，一直到晋朝才有“宜昌”这个名称。

似乎“宜人昌盛”之名还没有捂热，南朝北朝的兵荒早已忘记这个美好的祈福。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以自然因素的命名，包括峡州、夷州和彝州等。东湖县的命名更是奇怪，所以也显得短命。直到清朝才出来明白人，依据“宜于昌盛”的寓意，在去府归县时重新找回宜昌之名。

但把这个名字固定下来确实不易。民国时期宜昌曾经有过改市的风波。当时仍有人主张改为东湖市，或者夷陵市，改为宜昌市只是其一案。好在这一次改市未果，这才让宜昌县之名得以继续固化。

龙瑞县之名，尚未出世就成了泡影。实际上在后来也未消停。

在抗战时，宜昌改为三斗坪市。因为当时宜昌已被日军占领，宜昌县由伪政府所代替。国民党为了区别管辖和保留政府的完整，专门设立“三斗坪特别市”，即是增加战时政府管理职能，也是在湖北大部被占领的情况下，以三斗坪市保全原来的宜昌县府体系……

总体来看，巩固宜昌地名在历朝历代情况各有不同。也不好就说旧的统治者不希望此地“宜于昌盛”，但总是政权更替，连一个地名都没有政治保证，几乎都在瞎折腾。

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人满足了宜昌人民的心愿。队伍还没有进城，湖北省委就设立了宜昌市委市府。尽管中间又夭折了“三峡省”的区域改名，但宜昌市的名称地位没有撼动。这就是宜昌市现在仍然寓意“宜于昌盛”，或者“宜人昌盛”的正脉。

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地名的固定有它的特殊性、独立性，但也有其包容性。

就“宜昌”而言，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祈福，或者自然面貌的比兴。在华夏龙文化体系上，汉字的表意可以追溯到龙的图腾，逐龙的象征和祈福宜昌，寓意实际上同源同理。放开龙瑞县改名过程是个闹剧不谈，祈求龙瑞兴旺地脉也有其合理。

宜昌差一点儿成为龙瑞县，表达了一场是一座隐秘的龙城。所以，我们单从文化的角度祈福宜昌，也盼望龙瑞此地。尽管我们传说的龙从现实中没有找到依据，还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文化形象。

三峡有龙？文化上的联系至少是这样：将近20万年前的“长阳人”来自龙洞，现实的状况不仅这里还保留着化石之龙，也是龙文化的故乡。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楚人从北到南就是逐龙来到此地，这里也曾经是“神授君权”传国玉玺和氏璧发现的地方，这种文化就显得别有意味。

中国大学者闻一多先生，以丰富的学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伏羲考》《龙凤》和《端午考》三篇文章里，考证出每年农历的5月5日为传统龙的生日，也是祭龙的节日。而在屈原出现后，其思想、精神和价值观与逐龙一致，这一种衔接刚好解释了“龙的传人”。于是双节合一，这才有了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或龙舟节。

把祭龙崇拜和对屈原的祭祀进行统一，实际上也是把祈福龙瑞呈祥和宜于昌盛相统一。

而宜昌关于龙和真龙的传说，一直到1974年还没有尘埃落定。直到神农架九道乡民兵连打死最后一条龙——当地人称呼的“鸡冠龙”，才成为尾声。而这时，刚好葛洲坝工程正式开工动土，三峡工程纳入国家计划，峡谷真正到了龙醒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