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熏陶

家庭是每个人生命诞生的摇篮，是个体人生所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家庭在个体人生观形成中有着特殊的职能，无论是生理成长，心理发展，还是生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需紧密依靠家庭。父母天然是子女最早、最真诚的老师，父母的思想、品德、习惯、人生和价值观念都对子女有直接、重要的影响。

王安石祖籍本是山西太原，不知何时何故迁往江西临川。据王安石为其父王益所作《先大夫述》言：“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所以徙。”及曾巩所云：“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得以知晓。

王安石家族从他叔祖父（王贯之）开始便成为诗书官宦之家，到神宗时王氏家族达到鼎盛时期，到宋徽宗年间仍有安石后代举进士为官，王氏家族与北宋王朝一起经历了盛衰巨变。到了父亲王益这一代，家境并不丰实，属于中小地主，代表着中下层阶级，因此决定了王安石的平民立场，也使他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993-1038）举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6）进士，但一生“蹭蹬不达”，做过主簿、判官、知县，知州、通判中下级地方官职，尚不得视为“名门宦族”。45 岁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益做地方官吏时，“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甚至居家也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而且清正廉明，政绩可嘉。

后来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作有《先大夫述》，详细记述了父亲王益生平事迹，如记载其父知韶州时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政绩，受到当地人们的尊崇与敬爱。王益家无田园，本身又为人孝友，在外地为官，“举家老小皆随之宦游”，故王安石不但可以熟知其父之政绩，还可以耳读目染其父为政之善，熏陶了吏才。随父韶州的三年里，王父为官思想与作风对少年安石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安石曰：“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试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

王母吴氏出自江西临川乌石岗的望族吴氏，吴氏为馥郁文化氛围的诗书衣冠之家，这样的姻亲对象，使当时文化积淀尚薄的临川王氏受益匪浅。后辈追忆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余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问自下，于事未尝有所专也。其平生养舅姑甚孝。”安石外祖母黄氏喜阴阳数术学，故吴氏“亦通于其说”。母亲吴氏的见识、学识、修为、德行，不但为王安石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提供了一种自然强健的学习处世风格，阴阳术数的学习，对王安石合理认识自然天象，不为附会天象变化所动即为一例。

王安石自幼随父四处宦游，奔波于家乡与外地，10 岁时跟随到韶州（今广东韶关），16 岁又随父兄上京都汴京（开封），17 岁迁往江宁府治（南京）。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致使他眼界开阔，增长了见识，形成刚毅而富有正义感的性格，也是他积极人生观思想的直接来源。同时，遍历大半个中国的游历，见识到了祖国的广阔河山，唤起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这种气质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得益彰，互为标榜，铸成务实而不务虚的可贵品质。

在 11 世纪 40 年代，儒家这种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已大大复苏并渗透到一般士人的家庭教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王安石从小在封建士大夫家庭教养和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成长，使得他不同于一般的纨绔子弟，既少怀大志，又踏实肯干，富有吏能，务实踏实和“欲与稷契遐相晞”的远大理想相互杂糅，忧天下之忧，感激论天下事，有为国家效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并且深切恤民疾苦。由于安石随父常年漂泊在外，更易于接近百姓，切身了解百姓的生活境况，且立志改变百姓现状，为民呐喊呼吁。

以上可知，王安石生长在一个正直、善良、好学、重视修养的家庭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的熏陶，继承了叔祖王贯之“既壮，起进士，为汉州军事推官，至则以材衽剧……又通判真定府，府帅王嗣宗恃气，侮折其属，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为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怿，稍侵公以气，公恬然不为校也，以礼示之而已，嗣宗绌服……自是事无不听公所为”

不畏强权、不为摧折的精神气质和父亲王益的“敢于任事的有为精神”以及母亲的严谨教诲，深深地影响着王安石，促使他少年以“稷契”自况、胸怀抱负、弘扬儒家精神、积极入世为国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叔祖王贯之面对上司不卑不亢、不为无理所折损和其父敢于任事的影响。可以想象的是，居官处世如此的长辈，在家庭生活和子弟教育当中势必会有言传身教、子弟模仿的情况。

个人努力

王安石所处时代背景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是王安石形成“经世致用”积极进取人生观的外在客观条件，然而起着决定、根本作用的还是王安石独特的学识、阅历，道德修养及个体意识的成熟，这是他人生观形成的主观条件。

作为儒家士大夫，王安石深知要治理天下，必须先修其身，使之具有内在的自律精神。因此，他自觉追求学识修养、品德操行的高雅精神境界。 在学识修养方面，王安石幼时凭借过目不忘的超人记忆力博览群书，又极为刻苦，《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司马光也认为：“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著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我们在观察评析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敢于任事且有做事的才能，又不为浮华之虚事而费神，但又多存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过于相信个人的才能发挥。

此外，王安石不仅是精通儒学思想的“醇儒”，对于佛、道学说也颇有研究与见解，他吸取了佛道思想，对法家思想也有吸收，这些诸家思想的集萃有利于王安石独特思想的形成，为他变法之路奠定理论基础。

王安石才华横溢，少能著诗，成绩斐然，如他自述言“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自然，王安石对于自己的才华是有清楚的认识的，王安石优秀的才干和才华引起了同辈和前辈的赞叹，得到了一些名臣的引荐。曾巩曾对神宗说“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且“携以示欧阳修”，向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其文其人。

堪称文坛巨匠的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后称赞不已，并作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絃。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赠于他。

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又向仁宗力荐王安石曰：“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幼年的安石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但毕竟没有任何人会无师自通，只是媒介不同罢了。

在其成长过程中，有三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老师。他 10 岁时随父任官韶州，结识了他平生最早一位老师——谭昉。谭昉是曲江人，《广东通志》卷四十四记载：“苦学，四上计偕，以亲老补吏，授海丰簿，历英州司理、平乐令。天圣中，殿中丞王益守韶州，延昉教子弟。”

在安石 13 岁时，又跟随家乡临川的杜子野学习。《江西通志》卷八十载：“杜子野，宜黄人，荆公幼师之。及为相，子野来见，荆公问所欲，但指壁间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像赞。荆公曰：‘墨本何足贵，石在河北德州，可辇致也。’并以金帛致之，不受。”由此看来杜氏也是清介之士。

另一位老师是张铸，据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八十一，四库本）记载：“字希颜，历四郡守，五任漕宪，一帅南阳，王介甫其门人也”，又《江西通志》卷十八记载：“庆历四年州（信州）守张铸拓而新之。”“转益多师是汝师”，王安石的这三位老师，都是勤学且清白的读书人，要么达于实务，要么有中层地方管理的执政经验，且都是在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的老师，这对于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而言，其影响不言而喻。

即如上面提到的杜子野，不受钱财而看重碑帖，这种文人清贵之气也能印染到王安石身上。只是三位老师仕宦生涯遭遇不同造就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对王安石的影响也不小。总之，以三位老师的不同身份和层次以及相异的教学情况，也间接证明少年的王安石充满激情、好学精神，每到一处便拜师求学，学习新知识，为他追求高雅的学术修养奠定了基础。

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付诸于人生实践当中，王安石逐渐形成了积极入世、乐观旷达的人生观，作为人生的指向标，并努力做到一代学人、政治家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