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和就业“奇迹”的缘由探讨

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上升到了22%的过程实现了近8亿人的脱贫，贫困率从一九七八年97.5%下降到二〇一九年底的0.6%，人均收入增加了22.8倍，这就是中国奇迹。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

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优势并不独特，当前的非洲、南亚地区，以及改革前的中国，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资源的价格更为低廉，然而并没有成为“世界工厂”，也没有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人口红利和其他要素资源一样，需要“兑现”，兑现的途径则是通过分工体系来实现其价值。

人口红利又与其他生产资料不同，它不但不被消耗，而且还能成长，可以随着分工演化不断扩大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也驳斥了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观点。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有着极强的“国家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实，在举国体制下，中国两弹一星、北斗导航，还有举世瞩目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成就了中国完善全面的基础设施。

但是，开放前的中国处于最强“国家能力”的计划经济时期，虽干成了一些大事，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可是并没有做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劳动者处于极低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国家能力”提供了丰富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极大得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分工的自组织演化发展，才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显然，“国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办大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运用“国家能力”做了哪些事。中国政府做对的事，正是将原来发展迟滞的分工体系松绑解套，建立、完善、扩展适合分工自组织演化的系统环境，在确保系统稳定的前提下，扩大开放力度，加快演化速度，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爆发出巨大的分工能量，创造出中国奇迹。

二、深化供给侧改革和构建“双循环”格局对分工演化的促进作用

分工演化下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从全面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拉动投资，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转型升级为提升全球价值分工地位，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

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一八年，中国劳动力数量占世界劳动力比重从22.4%降至20%，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的比重却从1.8%迅速上升至26%，而且能源短缺、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显。

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从二〇一四年起，港澳台、外商投资单位对境内投资开始转向，这些单位的劳动雇佣量持续减少，二〇一九年的就业人数只相当于二〇一一年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〇二〇年经济总量已达100万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显然，国内外经济系统环境和国内分工体系都已经发生明显改变。

在新的分工阶段，他组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也要“与时俱进”。实际上，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双循环”格局直指当前中国分工演化过程中的问题，推动分工体系运转流畅、质效提升，平缓外部环境冲击影畅，进一步促进分工自组织演化，延续深化开放的成就。供给侧改革着力于分工体系的结构优化。

开放至今，中国始终在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不断优化、扩展分工体系，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从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型经济系统变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世界工厂”。显然，改革仍需深入。

原有他组织手段滞留和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分工体系长期积累了大量落后产能，发展新动能欠缺，惯性依赖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进一步挤压创新发展空间，分工效应减弱，经济增速放缓。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推动分工体系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来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和减量化的高效增长。

合理化，表现为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配置在自由流动中动态调整优化，提高利用效率、减少沉没库存等停滞在分工体系中的产品，合理满足需求的不断变化；高级化，表现为越来越大规模、也越来越密集的协作，分工体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技术进步和分工扩展相互促进。

由此，推动分工体系从只注重交易功能演化为内生创新，不但发挥分工体系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更要发挥其协同整合和深化创新的功能，从产能扩张转向动态比较优势的打造。在新的分工阶段，供给侧改革要加强科技创新更有效的进入分工体系，培育壮大新产业、新组织、新链接，推动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更好的与分工体系结合，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从规模速度型的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发展，提升分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将中国分工体系从大而全的比较优势上升为高质高效的比较优势，实现在全球分工产业链地位和价值的双提升；顺应平台分工的演化趋势，加速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催生新产业组织、新商业模式、新就业形态，构筑新维度上的广泛协作；

继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和引导分工演化，通过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继续降低各种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改善市场发展预期。“双循环”则着力于分工体系的流转顺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不可避免的上升，各种贸易关税、政策壁垒意图减少中国与世界的链接，减缓中国分工演化速度。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使得负熵进入越来越难，如果不积极应对调整原有分工体系的运转方式和产业结构，极易陷入分工锁定后的演化失败。

原有以国际循环为先为主的分工导向，在向全球分工体系融合扩展的同时也制约了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深化挖潜的动力，在分工加速演化下使得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处在大分工体系的边缘，演化速度严重滞后，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从另一角度看，非线性、不均衡也是机遇，意味着分工拓展空间和潜力。

分工演化落后地区承接发达地区阶梯性的产业转移以及巨大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可以有效分散产能过剩和消化劳动就业压力。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不是“垃圾桶”，上述因果成立的前提在于分工体系向内的扩展深化。

通过他组织提供基础建设使其充分、快速发挥国内区域分工演化中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大分工体系形成更广泛的分工协作，所有经济组织和全体人民都可以充分享有分工红利，进而又推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分工循环累积。

在全球分工体系交易成本提高的压力下，国内循环相对就有较高的分工势能，能在较低成本上推动分工结构优化、引导资金资源向内地流动。内外循环的目的就是产生更多的链接，就能更大规模开展分工协作，推动分工体系的提档升级。

开放是分工体系耗散结构运动的关键，强调顺畅、扩展内循环时，仍要始终坚持和扩大外循环。但是，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上升会使外循环流转变慢、分工链接变少，这就要求必须想办法降低国内那部分分工产业链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提供不可替代的分工环节，不放弃成本优势并进一步提升为质量优势、创新优势。

也就倒逼中国立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提高。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先进关键技术以及相关的产业链生态具有极强的锁定效应，不能轻易突破，这一效应在信息技术时代表现得更加牢固。

要在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远远不够，这需要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培育新兴战略性的产业和分工关键环节，使得创新种子在分工体系中不断壮大，成长为体系扩展的突破口和分工势能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