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不仅是宗教经典和文学经典，而且承载了古代以色列社会的大量信息，以致具备一定的以色列历史知识是正确理解圣经的基础。

其别具一格地重构了以色列历史起源的“起义模式”，以新颖的视角、大胆的猜想和宽宏的学术视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以色列历史起源的社会背景

对迦南社会背景的把握，是解读以色列历史起源的关键所在。

研究表明，以色列人定居于迦南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尖锐的斗争，以及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

但无论造成这种结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当迦南诸多地区的城邦经济体系出现衰落时，某些离心推动力便开始启动，致使更多人定居在国家控制范围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迦南中央高地。

人们逐渐意识到，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化衰落属于城邦文化兴衰循环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渐变的结果。

就迦南外部环境而言，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处于霸权地位，控制着迦南地区。

在战略上，埃及企图将迦南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以缓冲外来势力的侵略;

在经济上，则希望通过迦南走廊发展对外贸易，并获取某些自然资源。

埃及统治者试图通过在迦南要塞建立驻防部队，实现其官员对迦南事务的管理，并从迦南当地统治者手中获取贡物。

就迦南内部环境而言，较为发达的迦南城邦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迦南人从古埃及王朝引入了战车、作战技术等，以军事力量改变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

大量公共财富和人力被投入战争，并集中到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手中，极大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降低了社会抵制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面对内外困境，以色列下层民众揭竿而起。

他们之所以起义，与其极力摆脱迦南和埃及统治者实施的纳贡制经济体制，追求免于纳贡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这个免于纳贡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强大的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在乡村生活模式中，习俗律法被用于维持社会事务。

土地所有权代代相传，没有税金或债务的负担，从而确保每个以色列人都拥有生活资料。

那些遭受残酷剥削而对现实不满的农民经历了诸多磨难和抗争，在新兴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革命性的社会，哥特瓦尔德将那个全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称为“新兴的平等社会”。

那种“平等”主要以“社会政治的平等主义”形式表现出来。

具体是指，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农民和牧民组成一个自治联盟，处在那个大家族中的人们共同享有生产资料，并拥有人身自由。

这种在政治上奉行“平等主义”的以色列社会，与实行中央集权制及阶级划分的迦南城邦制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哥特瓦尔德认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叙事的基本主题，以及亚卫传统中的古老故事，乃是外来者和迦南社会中信奉亚卫宗教的本土民众共同经历过的历史沉淀物。

生活在迦南的人们弃绝了压迫他们的统治者，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演绎了一场新的“出埃及”。

换言之，“那些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是迦南城邦社会下层民众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盟友，他们与迦南底层的农奴和农民自发地联合起来。那两个群体有着共同作为社会底层人民的身份认同”。

正是那种身份认同，最终成就了以色列人在迦南的传奇。

以色列社会主体力量的建构

根据哥特瓦尔德的理论，以色列民族是由多种具备不同历史和种族背景的群体融合而成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以色列传统。

这说明以色列拥有多族裔的特征，“以色列”原本并非一个民族，而是“生存在一片由无数社会推动力所蹂躏和塑造的土地上的一个社群，那些社会的推动力源于早期以色列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因素”。

因此，早期以色列既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民族统一体，而是一个联合体，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与亚卫订立的盟约之下。

蒙登豪尔指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迦南农民不堪忍受迦南封建城邦领主的繁重赋税，愤而发动起义，起义的导火索和催化剂是一批从埃及统治者那里逃离出来的奴隶，他们与上帝亚卫建立起契约关系。

在蒙登豪尔看来，迦南的原住居民因遇到以色列信奉亚卫宗教的团体而分成两极:

一部分人加入到逃难至迦南的希伯来人队伍中，另一部分城邦君王及其跟随者则与之顽强对抗。

最终君王败绩，惨遭驱逐，亚摩利人和迦南人要么被逐出，要么被集体屠戮，其余大多数人获得支配地位，成为以色列人。

综上所述，以色列人并非一个纯粹的血缘共同体，而是生存在一片由无数社会推动力所蹂躏和塑造的土地上的一个社群。

那些社会推动力源于早期以色列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因素。

正因为他们基于相同的社会地位，同属于被压迫的一群，那些逃离埃及悲惨境遇的奴隶和俘虏抵达迦南后，才能在得不到任何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与迦南社会底层的民众联手，与上帝亚卫建立起关系，并通过与上帝“立约”的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以“神授权威领袖”为标识的特殊群体，建立起一种以亚卫为轴心的神权统治社会。

因此，《希伯来圣经》之所以“反复罗列家谱，与其说是在彰显准确的血缘关系，不如说是为了更广泛地定义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亚卫宗教的作用

亚卫宗教在以色列起源历史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思想家哥特瓦尔德他认为，崇拜亚卫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以色列的革命意识，亚卫宗教乃是早期以色列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导致的结果，并进而提出，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文化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亚卫宗教是古代以色列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观念及其实践的变化而变化。

即，把握亚卫信仰的关键并非在于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基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所催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在早期以色列，亚卫宗教起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目标。

同时，亚卫宗教亦具有社会政治平等主义功能，应将其纳入以色列社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总之，亚卫宗教在维护、促进以色列平等主义社会发展理念时，发挥了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个体社会化、群体认同等功能。

约翰·布莱特曾提出，在研究早期以色列历史时，必须考虑到亚卫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决定性因素，在其历史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

他辩称:“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其不同于周边民族的特征何在?”

对此，哥特瓦尔德不予认同，他提出:“功能不等同于本质，不能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社会本身。”

他虽然强调亚卫宗教在以色列起源历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却否认宗教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认为亚卫宗教发挥了社会政治功能。

哥特瓦尔德否认以色列宗教是构成那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一种根本性因素，而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种矛盾主要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哥特瓦尔德提出，亚卫宗教象征了以色列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个相互独立的支派及家族联盟，早期以色列社会和亚卫宗教是同时辩证发展的。

亚卫宗教满足了迦南地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牧民反对帝制和封建制的要求，逐渐成为维护团结、稳固社会的权威象征。

亚卫宗教的重要性在于，在没有国家对公共生活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新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是塑造以色列文化及其精神的至关重要的推动和约束力量。

那些来自不同族群，具有相似处境的人们，将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围绕着亚卫宗教进行整合，以求强化其作为一个以色列共同族群的意识。

可见，亚卫宗教是以色列民族文化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体现，是其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纽带。

结语

虽然哥特瓦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取得了很大成绩，仍有部分学者对他的学术见解持有异议。

如认为他的理论假说“缺乏证据，尤其缺乏圣经资料方面的证据，偏离了圣经历史记载，使早期以色列人的活动更像政治神话”。

参考文献

1 成祖明:《亚威信仰与古代以色列社会》，《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117-131。

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3 厉盼盼:《哥特瓦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理路》，《世界民族》，2017年第2期，1-10。

4 梁工:《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 诺曼·哥特瓦尔德:《古代以色列社会学研究》，厉盼盼译，《圣经文学研究》，第12辑，2016，19-44。

6 约翰·布莱特:《旧约历史》，周南翼、张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