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抗元的代表性人物，与另两位抗元代表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同为“三杰”，文天祥并未像其余二位那样立即死国，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文氏先遭被俘之辱，后又被元人关押了近四年，最终因拒不投降而被杀。文氏兵败被俘，并不比背负帝昺跳海的陆秀夫更为光彩；其被囚大都三年有余而不死，比张世杰等人战败而死者也并非更为忠烈。

相反，若以常理度之，文氏某些方面似有不及陆、张之处。然而，三人后世境遇却差别甚大。

数百年来，文天祥头上光环无数，备受尊崇。其英雄事迹流传愈来愈广，其形象亦愈来愈鲜明，并逐渐成为世人心目中的忠义典范而备受膜拜。与文氏相比，陆、张等人则黯淡许多，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主要源于后世对文氏形象的精心塑造。

元代劝降与拒降间忠义形象初步成型

景炎三年十二月，文天祥被俘于海丰五坡岭。次年正月，被元军押上海船，行至崖山。元军统帅张弘范要求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天祥曰：

‘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久，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元世祖听人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起惜才之心，多次遣人劝降，但文天祥坚持气节和原则，不为所动，遂被幽三年有余。及至至元十九年：

“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

就是有人以救文天祥为名，图谋起事，造成社会不稳，人心浮动。有朝臣动议杀掉文天祥，以绝后患。元世祖也认识到南宋平复时短，人心未稳，而文天祥拒降，已成为故宋的一面旗帜，会起到“人心思赵”的作用，对稳固元朝统治大为不利，于是亲自召见文天祥，对其最后劝降：

上使谕之日：“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天祥对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谕之曰：“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天祥对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文天祥的断然拒绝使元世祖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世祖为统治稳固着想，既不能用之，唯有杀之，遂下决心杀掉文天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杀于大都柴市：

“其衣带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面对人生自由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哪怕是皇帝亲自招降，文天祥终不为所动，惟愿与故国共存亡。被囚四年间，文天祥不改初衷，以忠义先贤自励，终以鲜血祭故国，在劝降与拒降之间，面对求生与求死的抉择，其忠义形象得以显现。

元朝官方的态度与评价

一、元朝皇帝的肯定和赞许

文天祥死后，元廷有何行动，正史未见记载，相关记载最早见于明初赵弼所撰《效颦集》，其中有《文文山传》，对文氏死后元廷的言行描写甚详：

世祖叹曰：“吾亦悔杀此人，至今一悼，噬脐无及。朕今以礼祭奠，赠谥厚爵，庶可解其幽明之恨。”乃敕省、院大臣各行祭礼，赠公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陵郡公，谥忠武。令知枢密院事王积翁书其神主，洒扫柴市，设坛以祭之。

《效颦集》成于明初，虽距文氏之死不远，然多小说家言，难以尽信。且元廷追封之事，未见诸正史及时人诗文，故赵弼所记元廷追封云云，当非史实。然于此可见，明初之人认为，虽然文天祥死于抗元和义不仕元，但元廷仍当对文天祥施以封赠和尊崇。这表明，在明初，文天祥的忠义形象已然超越王朝隔限而被士人尊崇。元世祖囚文天祥四年而不杀，多次派人劝降，最后还屈尊以劝，其表现可圈可点，故《宋史·文天祥传》文末赞曰：

“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

虽是赞誉元世祖，亦可见其对文天祥壮节惜才的器重。除元世祖外，元仁宗对文氏的忠烈和气节也颇为赞许。元人记载：

江南自革命以来，学校碑刻刊去宋年号，朝廷初不知其所为。仁宗在东宫，一日问左右：‘文丞相何如？’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恧，屏气相视惕然。信公日见表彰，扬于内外。

冯道一生善于见风使舵，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一直位列宰辅，被人视为官场“不倒翁”。针对群臣贬斥文天祥“不知天命”的论调，元仁宗反驳：

按群臣逻辑，“知天命”的冯道岂不是大忠臣？

仁宗以冯道对比文天祥，褒贬之意彰显无遗。仁宗长期生活于汉地，受儒家文化熏陶，继位后推行汉法，重用儒士，其对践行儒家思想、尽忠死节的文天祥表示肯定和赞许也在情理之中。

二、官修史书的评价

《宋史》是元朝官修的三部正史之一，其编纂始于元至正三年（1343），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其中的《文天祥传》是了解文天祥生平的基本史料。该书虽为元人所修，但书写文天祥时，总体较为客观，文氏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的忠义形象跃然纸上。尤可注意之处是其文末的《论》，对文氏评价尤高：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虽然后人对《宋史·文天祥传》多有批判，但正史的地位决定其必然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文天祥的权威史料，此后文天祥的基本形象实与其有莫大关系。正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说：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

陶宗仪之语虽不无夸张之处，但文氏忠义广为人知当是事实。

士人群体的书写与行动

文天祥被杀后，诸多文人既感于他的崇高品格，复惋惜悲伤，纷纷写诗撰文，表达崇敬和哀思，使其事迹流传愈广，形象亦愈发清晰。汪元量为文天祥之友，在文氏死后，他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其中有曰：

“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惜哉斯文天已丧，我作哀章泪凄怆。”

既追思其忠贞风范，又表达悲痛之情。“福安三贤”之一的谢翱曾尽倾家产，招募乡勇，投身文天祥的勤王军。宋军溃败后，谢翱游历四方，寄情山水，每遇名台辄北望凭吊，哭祭文天祥。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为文天祥殉国九周年忌日，谢翱与友人登上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写下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既恸文氏壮志未酬、为国捐躯，复恸山河沦陷、故国不再。谢翱的祭文在士人广为传颂，影响甚大。

甚至不少在朝的士大夫，如徐世隆、虞集等也不避忌，作挽诗以表哀悼之情。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竹（世隆）有诗挽之曰：“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斫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岭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可谓善风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诗曰：“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何须更上新亭饮，大不如前洒泪时。”读此二诗而不泣下者几希。

徐世隆生于金朝，为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进士，入元后曾任太常卿、吏部尚书等职。其挽文天祥诗，将元世祖对文天祥的囚而不杀看作对双方共同的成全，既赞文天祥之忠，又赞元世祖之德。虞集号称“元儒四家”之一，诗文俱佳，其诗颂扬了文天祥精忠报国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山河沦落，家国不再之痛。

文天祥是“宋末三杰”中最后一个殉国的，且死在京师，影响甚大。加之士人群体在其生前、身后书写的祭文、挽诗等，使其名声愈盛，忠义形象开始凸显出来。

结语

总之，有元一代，在文天祥遇难后，并未对其进行诋毁和负面宣传，也未采取政治高压，压制士人的书写和百姓的传颂。元廷表现出的宽容，使文天祥的事迹不但未被埋没，反而世代流传，对其形象的树立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