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付有话说

编辑|小付有话说

诺曼征服之后征服者对英格兰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圣徒，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一问题, 是中世纪英格兰史研究的一个焦点。对于诺曼征服之后是否存在圣徒歧视, 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传统观点将该问题置于民族冲突的语境中, 认为诺曼征服后征服者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 新来的诺曼修道院院长经常质疑, 诋毁盎格鲁撒克逊圣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观点遭到了以利雅得为代表的学者的挑战。

他们认为修道院院长歧视本修道院的圣徒并不符合修道院的利益, 同时也并不存在歧视性清除异族圣徒节日的现象。

本文试图在对该问题的学术研究谱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从11-12世纪基督教理性思维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诺曼征服之后的圣徒歧视问题, 以期能够为这段历史提供新的理解。

一、质疑圣徒问题的缘起

最早提出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岛上存在圣徒歧视问题的现代学者是埃德蒙德主教。

20世纪初, 埃德蒙德主教在对比，13世纪基督教堂的四份日历，与11世纪伯斯沃斯的一份日历时发现, 后来的宗教日历上的节日与早期日历中的节日有很大差异。

根据对阿伦德尔圣咏集的研究, 埃德蒙德认为，诺曼征服后新任大主教郎弗兰克，废除了坎特伯雷的传统日历, 并压制了不少传统宗教节日, 其中就有纪念圣母圣胎和圣本笃的节日。

阿尔德伦圣咏集中的宗教日历，是郎弗兰克对传统教会礼拜仪式，进行粗暴改革的证明。

埃德蒙德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楼勒斯在他的关于中世纪英格兰修道院制度的经典论著中为诺曼征服对岛上修道院的影响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叙事。

他认为1066年之后, 英格兰岛上的修道院所受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 当英格兰还没完全被征服的时候, 征服者威廉放任手下的领主与诺曼修道院院长对英格兰本土修道院财产进行大肆劫掠, 不少修道院都蒙受财产损失。

其次, 征服者收紧了对英格兰本土修道院的控制。

1070年之后所有修道院都成为威廉的封臣必须定期为其提供骑士役服务。第三点就是新来的诺曼修道院院长“似乎由于他们对旧英格兰圣徒的不敬态度经常触怒他们手下的僧侣”不少诺曼人修道院院长公开质疑本土圣徒的资格, 将纪念本土圣徒的节日从宗教日历上删去, 甚至还有人把圣徒遗骸取出来放到火中检验真伪。

弗兰克·巴洛在他的《英格兰教会史》中对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修道院的遭遇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郎弗兰克与其他新上任的诺曼修道院院长一样, 对英格兰本土圣徒持怀疑态度, 这部分是因为圣徒‘粗俗’的名字, 部分是由于他们没有用拉丁文撰写而成的生平传记或传奇故事。”

萨恩森则干脆将自己关于12世纪英国历史编撰活动繁荣原因的解释建立在该论断之上。他认为, 这一时期征服者对修道院财产的劫掠, 诺曼修道院院长对本土修道文化的敌视, 以及粗暴的改革使得岛上传统的修道文化陷入危机, 本土修士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到“自己是修道院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守护者。”

他们需要将那些已经鲜有人懂得的古英语地产契据、修道院财产捐赠记录、礼拜仪式文书、圣徒的奇迹事件统统编入史书当中。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捍卫自己古老的权利, 保存修道院独特的本土文化传承。饱含怀乡之情的修道士对“集体生存的需要”是推动12世纪英格兰史学发展的根本力量。

这些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将1066年后英格兰岛上对本土圣徒的质疑行为纳入到了民族征服的叙事之中。在这种解释框架里, 以郎弗兰克为代表的诺曼人修道院院长被贴上了“征服者”“异族”的标签。

他们对本土圣徒的提出的质疑与诺曼征服者的军队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地产的大肆地劫掠一样, 都属于异族征服者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

这种做法隐含着一个预设, 即盎格鲁撒克逊圣徒之所以遭到质疑是他们的民族身份所致。然而根据近来学者的研究, 诺曼人只是在与封建统治有利害关系的宗教领导层面才会采取排斥本土僧侣的政策, 在修道院内部, 这种偏见却并没有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严重。

二、民族冲突解释框架所遭遇的挑战

从埃德蒙德主教到楼勒斯, 一套关于诺曼征服时期征服者排斥、清洗岛上圣徒的叙事框架被构建起来成为正统学说。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套叙事遭到了后来学者的挑战。利雅得在《后征服时期对盎格鲁撒克逊圣徒的态度》一文中指出, 诺曼征服之后岛上并不存在征服者对本土圣徒系统性的排斥行为。

通过对两个英格兰修道院在诺曼征服后的遭遇进行梳理之后他发现, 曾经作为本土势力反抗诺曼人入侵重要据点的伊利修道院, 它的传统礼拜习俗没有在征服之后遭到破坏, 新来的诺曼人修道院院长十分尊重本土的圣徒和风俗, 当时对本土圣徒的侵犯全部来自修道院之外。

利雅得指出, 由于修道院的圣徒是共同体成员及其共同权利在精神上的庇护者, 来自外部的挑战反而促使僧侣们诉诸庇护圣徒的权威, 使得修道院中传统圣徒礼拜仪式一直被延续下来。

在利雅得的论述中, 另外一座修道院——伯里圣埃德蒙德，因为历史原因在征服后的英格兰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其应对外部侵扰的方法却与艾利十分类似。两座修道院中都没有出现敌视本土圣徒的现象, 相反, 他们将自己修道院的圣徒看作是共同体的权利与利益的庇护者。

修道院的财产遭受外来侵犯时, 除了诉诸习惯法诉讼程序之外, 僧侣们同样会求助庇护圣徒的力量。僧侣们编写各类有关圣徒的传记与奇迹故事, 在其中, 圣埃德蒙德这类本土圣徒被描述为修道院权利坚定的庇护者, 但凡有人敢侵犯修道院都要承受圣徒降下的严厉惩罚。

利雅得依据这两则例子认为, 圣徒是修道院自身利益的庇护者, 诺曼征服之后新到任的诺曼人修道院院长作为共同体的首领没有理由敌视本修道院的圣徒, 损害自身的利益。随后, 利雅得对楼勒斯等人的论据进行了考证。

他发现, 传统学者提及的圣徒歧视案例要么是学者对史料的误读, 要么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存在问题。例如楼勒斯依据编写于13世纪的一部小册子, 认为阿宾顿的修道院院长阿德莱姆不允许修道院的僧侣过纪念本土圣徒的节日, 这件事在更为权威的阿宾顿编年史中完全没有记载, 楼勒斯本人也承认其引用的史料是并非完全可靠。

利雅得进而认为传统的“歧视叙事”实际是现代学者对史料错误解读所致, 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的僧侣群体中并不存在圣徒歧视行为。

利雅得的观点建立在对史料的详尽分析的基础之上, 很快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理查德·普法夫对埃德蒙德提出的有关诺曼征服之后郎弗兰克对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日历进行清洗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

他先是指出埃德蒙德主教的研究存在年代上

的错误判断, 随后又将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日历中最流行的圣徒节日与诺曼征服之后各大修道院的日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在五座大修道院1066年之后的日历中, 参与对比的传统圣徒节日大多得到了保留。

普法夫之后, 赫斯洛普对诺曼征服前后坎特伯雷的修道院日历做了细致的研究。[8]他分析了诺曼征服前后英格兰与诺曼底几个大型修道院的日历, 发现1066年之后的日历中盎格鲁撒克逊圣徒节日的减少主要是因为:

其一, 12世纪英格兰岛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宗教日历, 各个修道院根据地方习俗、编撰日历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 在圣徒节日的记录上难免会出现误差。

其二, 这些消失的圣徒节日的共同特征是都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重要性。赫斯洛普指出, 征服之后的日历中没有引入只在征服者的家乡受到崇拜的圣徒节日, 因而这种修改宗教日历的行为并没有反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色彩。

关于诺曼征服之后所出现的对圣徒的质疑现象, 传统的观点将其放入外族征服的叙事之中, 并没有深究它产生的原因。利雅得从圣徒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出发, 指出修道院院长反对本修道院圣徒这种行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就将该问题从异族征服、文化冲突的迷思中解放了出来。

然而, 利雅得的研究以及普法夫与赫斯洛普对当时日历的梳理只能够证明这些现象没有主观上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色彩, 对质疑圣徒这个行为本身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笔者认为, 从11世纪末、12世纪早期经院哲学发展, 理性思维兴起与圣物崇拜的关系入手, 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1066年之后英格兰本土圣徒所经历的这场“危机”。

三、对圣徒的质疑:经院哲学理性思维的表现形式

在中世纪早期, 文本中记载的人们对圣徒的负面情绪或态度大多与圣徒传记惯用的修辞手法有关。在圣徒传记中, 常会有人对圣徒或是圣骸表示出公开的质疑、诋毁或其他不敬的态度, 随后圣徒会显灵对冒犯之人降下惩罚, 或是制造奇迹使质疑之人皈依。

这类叙事的关注的焦点是圣徒显灵回应质疑的过程与结果, 而非质疑行为产生的原因, 中世纪的圣徒传记作者常利用这种手法彰显圣徒的圣性。

到了中世纪盛期, 人们对圣徒、圣物的质疑随着圣徒崇拜活动的发展与经院哲学的萌芽逐渐超越纯粹的修辞范畴。12世纪中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在欧洲被重新发现, 让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学者们在单纯的虔信之外找到一条增进信仰的方法。

贝克的安瑟伦提出“信仰寻求理解”的宣言, 认为简单的虔信只是一种消极的信仰, 基督教徒需要积极地运用理性的工具去理解信仰问题, 通过理解来达到更好的信仰。这种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贝伦加尔与郎弗兰克关于圣餐礼的争论之中。

图尔的贝伦加尔是11世纪法国昂热的教士, 对纯粹知识的热爱促使他从学理上对圣餐礼展开质疑。贝伦加尔认为在圣餐礼中的饼与酒确实拥有主的神性, 但一个物体的实在只能从它的外观来判断。圣餐中的饼与酒在祭礼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饼与酒的样子, 因而其物质本身仍然是饼与酒, 而非主的血与肉。

贝伦加尔的观点遭到了教会正统学者的批判, 郎弗兰克运用辩证法工具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他从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的概念出发, 认为物质之中存在着不可见本质, 物体的外观—颜色、形状、气味等都是这种本质的具体表现。因此, 圣饼与圣酒不仅在圣餐过程中获得了圣性, 且由于内在不可见的质料已经被改变, 其本身就转化成了主的血与肉。

这场辩论是整个12世纪基督教理性思想潮流的一个缩影。与贝伦加尔一样, 许多教会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运用理性工具思考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在利用辩证法进行思考的过程中, 参与讨论的各方先要抛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各方提出各自的论点,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辩论。在这种理性思维过程中, 合理质疑 (reasonable doubt) 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日常生活中明显不符合逻辑, 有违理性的事情都成为学者质疑的目标。当时欧洲正值圣徒崇拜的热潮, 大量朝圣者不顾路途艰险去往各地修道院祭拜圣徒。这在给修道院带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滋长了在圣徒问题上弄虚作假的现象, 这就使圣徒直接暴露在教会学者理性质疑的目光中。对此, 12世纪英格兰史家马莫斯伯里的威廉就曾感叹“几乎所有的奇迹都遭到了理性的批判”。

在这股理性批判的思想潮流中, 身份模糊的圣徒自然要受到质疑。12世纪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在旅居圣丹尼斯修道院时, 曾从学理上对这座修道院的庇护圣徒圣丹尼斯的身份进行质疑。当地的僧侣宣称圣徒丹尼斯在受使徒保罗的感召后曾经担任雅典的主教。阿贝拉尔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 圣丹尼斯实际上是柯林斯而非雅典的主教。

他将该发现告知修道院的僧侣, 遭到了对方的怒斥。然而阿贝拉尔以经院哲学的理性态度, 抛出诸多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这种态度彻底惹怒当地的僧侣, 他们宣布阿贝拉尔是修道院的敌人并把他告上了法庭。

笔者认为, 诺曼征服后英国出现的对圣徒的质疑在性质上与阿贝拉尔的例子一样, 都属于学者在理性思潮影响下对可疑事物的合理怀疑。

郎弗兰克与安瑟伦曾就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圣徒的资格认定问题进行过理性探讨。郎弗兰克认为圣艾尔斐济是因为拒绝向丹麦人缴纳赎金而被杀, 其死因与信仰没有关联, 将他认定为圣徒未免名不符实。

安瑟伦则认为艾尔斐济宁可死也不愿为小恶, 由此推论如果丹麦人要他亵渎基督, 他也肯定会以死捍卫主的荣光。因此他与受洗者约翰一样都是为信仰而牺牲的。郎弗兰克接受了安瑟伦的观点, 随即命人着手撰写艾尔斐济的生平事迹与受难记。

基督教学者中理性思维的兴起, 使人们敢于在传统宗教生活中的禁忌领域提出质疑, 而书写文化在英格兰社会的发展则对圣徒身份的证明提出了新的要求。

11-13世纪, 英格兰正处在从传统的口头记忆社会向书写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土地, 以及其他财物的所有权逐渐不再完全依赖财产赠与或交易时见证人的证词, 书面证据成为证明权利真实性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 用拉丁文写成的传说故事和圣徒传记成为圣徒身份的重要证明。然而, 丹麦人在9世纪的入侵使得原本繁荣的盎格鲁撒克逊修道文化遭到重创。1066年之后, 英格兰修道院中保留下来的有关圣徒的传说, 传记数量十分稀少。

因此不少本土圣徒按照新时代的评判标准来说确实是可疑的。在诺曼征服这段动荡的时期, 圣徒作为修道院这个共同体的庇护者, 在频繁发生的财产、权利纠纷中所起到的作用又对圣徒身份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此, 郎弗兰克等深谙书写文化的诺曼领袖对这些生平缺少文字记载的盎格鲁撒克逊圣徒产生怀疑不仅合乎逻辑, 同时也是维护修道院利益而做出的补救措施。

在确定圣徒的身份的真实性之后, 修道院很快就组织人手编写圣徒传记, 为圣徒的身份提供可靠保障。

伊夫舍姆、伍斯特、伯里圣埃德蒙德兹、杜勒姆、约克等地的修道院都纷纷邀请专业的写手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圣徒作传。

先是对身份模糊的圣徒进行质疑, 在“验明正身”后立即组织撰写圣徒传记, 为其补充法律效力较强的书面文件。这种过程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中惯用的辩证方法———辩论。通过一方提出问题另一方回应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探讨, 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理性思维发展的背景下以巩固圣徒权威为目的质疑。

结语

在诺曼征服后外来修道院长对盎格鲁撒克逊本土圣徒的态度这个问题上, 以埃德蒙德主教、楼勒斯为代表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外来修道院院长的“征服者”身份。他们将这一现象视作异族征服者与当地民族及其习俗发生冲突的一种表现, 因而也就隐约将其纳入了民族冲突的叙事中。

利雅得在后来的研究中超越了这种带有民族冲突色彩的解释框架。他从圣徒对修道院的作用出发, 认为诺曼人修道院院长尽管是外来者, 但其作为修道院这个共同体的领袖并没有任何理由去歧视、诋毁修道院的庇护者———圣徒。

普法夫与赫斯普的研究更表明, 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修道院日历中, 纪念本土圣徒的节日数量的减少并没有任何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倾向。

11-12世纪的英格兰正值经院哲学思想萌芽, 从口头记忆的社会向书写社会转变的时期。教会学者逐渐开始利用古希腊的辩证法思维工具对与信仰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在此背景下, 所谓征服者对本土民族圣徒的敌视行为, 实际上是诺曼底的宗教人士在英格兰

这片文化相对贫乏的土地上对他们不熟悉,且身份模糊的本土圣徒进行合理怀疑并进行论证的活动。

怀疑与论证确保了圣徒、圣骸的真实性, 使英格兰修道院更放心地运用圣徒属灵的庇护力量在政治动乱的环境中保护自身的权利。艾尔斐济这类经受住质疑的圣徒立即就得到了怀疑者全心全意的尊敬, 这种前后转变正是安瑟伦所谓“信仰寻求理解”理念的绝佳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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