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古至今，公车从来都不单是某种代步工具，还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

因此，为了遏制掌权的官员们逾矩，避免公车私用等腐败现象发生，历代王朝都制定了等级森严的公车使用规定。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吸取历代教训，不但对各级官员的公车配备、使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还严令监察机构督查官员的执行情况。

但在如此严苛的反公车腐败的禁令之下，明代官员仍然未停下竞逐的步伐。

朱元璋

最终，他们不但逾越了公车使用的基本规定，还在装饰、仪仗方面竞相争逐奢华。

而且，从小小的公车制度的实行中，便可窥探出明王朝倾覆的轨迹。

制度等级森严，刑罚混乱不堪

朱元璋建国之后，为满足官员出行办公的需求，继承了前代的公车配备制度。

同时，鉴于历代王朝的公车腐败教训，他又参考唐代、宋代的法典，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公车配备的制度规定。

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便宣布任何官员所乘的车辆都不可雕刻龙凤的花纹，且因乘坐官员的级别不一，公车制作的材料也不尽相同。

如三品至一品的文官，所乘车辆可以采用金饰银璃的绣带。

四品、五品的文官所乘车辆可以使用素狮头的绣带。

六品至九品的官员所乘车辆则只能使用素云头的青带。

洪武六年，朱元璋为严格限制轿子的使用，又颁布了新的诏令。

只有年事已高的文官出行才可坐轿。

至于武官，不分年龄一律只能骑马出行。

车轿

对公车配备的严格要求，并没有止步于明太祖时期。

明代中期以后，历朝继承祖制，也相继颁发了法令，对公车制度或作补充说明，或是重申。

如弘治七年，明孝宗曾下令，只有三品以上的文官才有资格乘轿出行，且抬轿规格限于四人。

武官依然不在乘轿出行的行列。

然而，在这一套相对完善的公车配备、使用制度面前，明代官员们依然未能放下对豪华仪仗的车轿的渴望，甚至拒绝骑马出行。

原因在于，违背公车配备、使用的官员所受的处罚不一。

尽管明代的公车配备制度相对完善，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刑罚制度。

也就是说，倘若官员违反规定，他应受的处罚全凭皇帝一人论断。

以两个极端案例为例。

天顺六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李杰因乘坐“八抬大轿”遭人弹劾。

明英宗认为其人乖张跋扈，直接将他从原本的正七品降为看门小吏，使其再无翻身的机会。

明英宗

万历三年，当时的御史陈省因为乘轿出行被人揭发、弹劾至明神宗处。

可“仁厚”的明神宗却只罚了其三个月的俸禄。

事实上，在明朝历史中，这样“宽厚”的君主大有人在。

弘治八年，南京显贵成国公朱仪等人违反规定，乘八人轿出行。

明孝宗不但不罚，还认为这些官员劳苦功高，大方地宽宥了众人。

换言之，由于尚未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违反规定的代价全凭皇帝主观臆断。

而皇帝对于公车出行的看法又不一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官员违制的风气。

有甚者还主动允许官员逾矩。

泰昌、天启年间，皇帝登基之时恰逢皇子诞辰，高兴的明熹宗便下旨，凡是五军都督府、宗人府之武职有功的官员，均可乘轿出现。

这一圣旨，直接打破了朱元璋定下的“武官不得乘轿出行”的祖制。

可即便皇帝带头违背祖制，但这毕竟是特例。

众所周知，明代建立了极为完备的监察制度。

按道理来说，这些监察机构也应当对此等腐败现象有所作为才对。

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监察机构的官员沉溺于权力来带的浮华之中，欺上瞒下的情况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还将公车反腐当做是自身权力的彰显，进而导致整个监察体系形同虚设。

形同虚设的监察体系，自持权力不避锋芒

明代两大主要司法监察机构为都察院和六科。二者职权颇为相近，但也各有偏重。

都察院侧重于纠察非法现象、弹劾百官；六科则针对六部，同时也监察都察院是否存在不当之举。

除此之外，皇帝还亲设厂卫特务机构，专门负责监察司法监察机构。

而且厂卫特务机构直接由皇帝掌控，因此在办事程序和时效上具有司法监察体系不可比拟的优势。

厂卫特务机构一经设立，便为皇帝所倚重，逐渐成为其专属的监察部门。

表面上看，如此一环扣一环的司法监察体系已经相当地完善，不同监察机构还能相互掣肘。

但监察机构的官员与寻常官员不同，并不是通过科举进入监察体系，而是仰仗皇帝的信赖和提拨。

因此，整个监察体系实则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正所谓灯下黑。

作为皇帝的眼睛，监察机构反而能有恃无恐，成为了公车腐败的高发人群。

他们挟持着朝廷的威严前往各地巡视，为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往往会采用超标准的公车配备。

而官大一级压死人，地方官人微言轻，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监察御史的要求无不依从。

张居正

在这一方面，整顿吏治的张居正便是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万历初年，张居正奉命推行吏治改革，一时间朝廷风气大好，公车腐败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张居正对于公车腐败的整肃，只是限于恢复旧有体制，并未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使公车的合法使用常态化。

更讽刺的是，张居正本人作为首辅，并没有以身作则来反对公车腐败，只是利用手中权力限制其他官员使用公车。

在张居正回家奔丧期间，他所乘的车轿不但雇用了三十二个人抬轿，轿内还配置了卧室和客室，且两名侍从侍奉在侧，规模之大前所未闻。

如此一来，张居正反倒成为了监察官员们的“表率”。

掌权的监察官员们纷纷效仿首辅，严以律人，宽以待己。

至于那些被监察的官员们，也不甘心就此与车轿分道扬镳，使出浑身解数来讨好监察官员。

重金贿赂之下，监察官员对其僭越行为自然也就选择视而不见了。

而监察体制一旦出现腐败，如千年古树根生了蛀虫，那也就意味着大明朝廷的根基已腐。

大厦将倾都已成定局，又何谈整顿吏治？

到了明晚期，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社会风气骤然一变。

被奢靡浮华看花了眼的明代官吏们，最终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明代吏治的腐败之风也愈演愈烈。

由俭入奢的社会风气，乘轿出行深得民心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渐走向繁荣。

明初的节俭之风，也随之转变为追逐奢华之风。

在当时，不但豪门大户配置得起车轿，有闲钱的普通人家也乐意雇佣轿夫给自己抬轿。

而见着丰厚酬劳，劳苦群众也不介意屈身给人抬轿。

明代随笔《五杂俎》中记载：“万历年间，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

就连身处底层的卖豆浆小贩，只要钱包鼓鼓，也能够雇轿出行。

一时之间，乘轿出行的风气泛滥，还一度成了一种时尚。

世家大族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在车轿装饰上费尽心思，力求奢华。

如依附于权相严嵩的左都御使鄢懋卿，便用文锦来做车轿的铺床，连如厕的器具都是用白金打造而成。

而且一般而言，轿夫均为男性，可鄢懋卿为表明特殊身份，特意选取了十二名娇娇女子为自己抬轿。

在此等氛围中，官方的禁令犹如废纸一张，根本没有官员愿意响应遵从。

因为这些寒窗苦读十几年，一心想着光宗耀祖的官员们，决不能接受自己的待遇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卖豆浆小贩。

可即使时代风气再崇尚奢华，也只是推动官员公车腐败的重要外因。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他既可以主动迎合时代潮流，也可以逆向行走于时代的浪流之中。

结语

明代的公车禁令始于洪武时期，历代接续至崇祯时期，始终作为朝廷的重要制度之一。

有趣的是，历代对公车法令制度的不断重申和补充，在公车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境况中，更像是官员们逾越礼制、肆行公车腐败的反证。

这也充分说明了，光靠一纸禁令并不具备任何的约束力，必须还需要行之有效的监察、刑罚体制，才可能真正地将腐败之风扼杀于襁褓之中。

参考资料：

《明实录》

《五杂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