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张爱萍将军回忆长征中的王平上将

张爱萍将军

长征中的王平同志

张爱萍

王平同志是我在长征初期结识的老战友。长征初期，我们俩都在红三军团四师工作。他在十一团任政治委员，我在十二团任政治委员。不久，我调到四师任政治部主任。在攻打土城的战斗中，我在一次团级干部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一位团职干部的失职行为。事后，王平找到我说：你的话太尖刻了，容易让人接受不了，这样效果也不好。果然好长一段时间，那位受批评的同志对我耿耿于怀。王平的及时提醒和真诚帮助，使我认识到要注意改进工作方法。

王平将军

扎西改编，我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番号，部队由三个师缩编为四个团，我调任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改任政治处主任。在进攻娄山关的战斗中，我们十一团奉命从娄山关左翼迂回板桥，拂晓前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战，守敌四散溃逃，我军占领了板桥。接着又奉彭军团长命令，我们十一团为军团前卫夺取遵义城。部队当即顺着公路向遵义进发。

沿途到处是三五成群逃跑的四川军阀王家烈的散兵，一些跑不动的烟鬼兵，索性躺在路旁过起烟瘾来。自然就当了我们的俘虏。敌人狼狈逃窜，我军高歌猛进。部队行至离遵义城30余里的石字铺时，突然从横断公路的马鞍形山岗上打过来一排枪弹，团长手臂受伤，被送到卫生队去包扎。我令先头营进击敌人。自己带尖兵连趁敌不防猛冲上去，占领了山岗。但尖兵连脚跟未稳，敌人的后续部队就赶到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同被打下去的敌人潮水般地反扑过来。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垮了下去。我被甩在部队后边。面对涌上来的敌人，我只能用左轮手枪还击。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王平犹如神兵天降，率领侦察排赶到，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还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我们的先头营赶到了，尖兵连又杀了个回马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狼狈逃窜。我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要不是王平在危急时刻率部队赶来，我是很难脱险的。

长期以来，每每忆及此事，总是深深感激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我曾专题记述此事：《王子同志救了我》。此后，我们并肩率部再次解放遵义城、大战老鸦山、四渡赤水河、强渡乌江、挥师贵阳、挺进西南，连克定番、长顺、广顺、紫云等县城、巧渡北盘江，占领贞丰城，太平街阻敌，智过姜驿城，抢渡金沙江，直至佯攻大树堡掩护大部队过大渡河，两次翻越晒经山。这段时间，由于团长受伤离队治疗，团里的工作就由我、参谋长和王平同志一起负责，有的任务又是我和他率部执行，我们配合默契、情同手足，有力地保障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1951年10月在朝鲜。左起：杨勇、张爱萍、王平、叶飞。

渡北盘江之前，沿途要经过彝民地区，中间还要翻越两座大山，我们翻上一座大山，下山就是这个地区彝民的头人王司令的地盘。这寨子正堵住两山之间的通路，而我们又非从此通过不行。时间紧迫。王平同志任“外交大臣”，首先前去和王司令谈判。我们按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解除其疑虑，终于顺利通过。部队经过300余里的强行军，胜利到达北盘江。

强占北盘江后，彭军团长命令我团坚守现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后再撤走。为此，我团即北进到关山岭南的太平街一带地域。攻占太平街后，由于敌人逃得惊慌失措，连通往关岭的电话都没撤掉。王平伪装国民党军与关岭城里的敌人通话，了解了敌情。我们及时部署兵力，采取宽大正面战术防御抗击敌人，完成了太平街阻敌的任务。

长征到达会理后，我同王平各率部分部队分住在两个村子里。宿营不久，王平就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从一个寺庙里搜查到一些圆的长的铁家伙，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去看看。我骑马过去一看，是罐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见过，没吃过，也不知道怎么打开。就给王平开玩笑说：这是新式武器，进口货，带回去研究研究。他帮我装进马褡子里。回来后，用刺刀撬开，是肉食、水果罐头。我把王平请来，大家共享美餐。他问我：你不说是新式武器进口货吗？我夹了一块放在嘴里，说：这不是进口吗？之后，又让他带些回去，让政治处同志分享。多少年后，他还常说：长征路上我们第一次开洋荤。长征中我们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5个月，对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所缔结下的深厚友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在华东军区工作时，他在华北军区工作，住在平安里。我只要来京，总要到他那里看看。常常就国事军事人民事开怀畅谈。1955年，我调任副总参谋长，他任总参动员部部长，有次我就某人对整顿工作的非议在会上发了阵脾气。王平为此专门到我家里，又像在长征路上那次提醒我一样，要我注意方式方法和效果。我再次感受到“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他确实像古人讲的那样：“知己间尽规过之义，遇过即指”，使我受益，很令我感动。（选自樊易宇主编《震撼人心的历史瞬间·解放军报“光荣传统”版回忆录选编》）

链接：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将帅（217）——张爱萍上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