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

1925年9月，在北京的秋色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期开学了。此时，中国北方正值美好的时令。炎夏已逝，寒冬还远，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虽然，在遥远的南方，革命与反革命正在进行白刃格斗，反抗与杀戮的消息不时地传来，但是，此时的北京，有呐喊而没有硝烟，有暗流涌动，还没有波涛汹涌，暴风骤雨未至，惊雷闪电还远。

此时，清华园里，应该是祥和且平静的吧。

早期清华大学校园

校长曹云祥希望国学研究院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

曹云祥深感当清华的校长不是个轻松的活。光是学校里种种力量的角力就颇让人头疼。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大学校园里纷纷成立了学生团体，说是自治——“治”学生自己，其实也介入校园里的学习、生活事务，更是要介入公共政治。学校里有好几种力量存在：以校长、教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教授会，学生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很厉害。

曹云祥的几位前任都是在尴尬的状态下去职的：他前面的那一位清华校长金邦正因处理学潮不当去职；金邦正的前任罗忠诒因学生会力拒其当校长，动员学生们写了几百封表示“不欢迎”的信，而未到学校就“被辞职”了；罗忠诒之前的校长张煜全因学生们视他如寇仇，而被迫去职。

选择教授也是一件让曹云祥纠结的事情，而把他们请到清华园，再一个个安顿好，更是不容易。

开学日，曹云祥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他望着会堂里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望着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先生，内心肯定非常快慰。他不是学术中人，他甚至谦称自己不是教育专家，但是，自从他三年前来到清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用有限的钱，办更多的事，造就清华的学术精神，培养更高层次的青年才俊。

曹云祥

来到清华不久，他就有一种巨大的担心。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同事和学生：没有高深思想的引领，学生们无论出洋还是留在国内，只能是那种“袜线之才”。“袜线之才”出自古代的一个典故，指不堪大用之才，类似于拆掉的袜线。这样的学生，即使再多，于国事家事天下事，又有何补益？

清华学校，条件在国内首屈一指。校舍好，设备齐，派出去的学生，有出息的多，出名的多，海内外人所共知，但那只是起点。曹云祥的蓝图上，清华没有终点。清华人应该永远在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现在，国学研究院的开张，标志着清华离成为真正的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三年前播下了种子，三年来不停地耕耘、浇灌，现在，曹云祥似乎已经看到一棵生机勃勃的小苗破土而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云祥的计划中，研究院并非国学一门。用吴宓的话说就是，清华的研究院，“原拟规模甚大，兼办各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嗣以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一科”。它的招生对象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同等学力者。看起来更像是如今大学的研究生院，和一个一个专门的研究所的累加。

也就是说，它要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都要纳入其中。它的最终目标是要训练出以学问为一生终极事业的人才。

在曹云祥的宏大构想中，清华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转变，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曹云祥是实干家，他知道在中国办事的难度，即所谓欲速则不达。必须慢慢来，一步一步走，向着改革的目标坚定而沉着地走。

如果说，改造董事会，改变学校的课程设置、把学生分为留美预备生和大学本科生的计划，已经让清华作为一所未来的大学有了骨肉，那么，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让它有了魂魄，有了飞升的动力。学术必得借助大师的羽翼，才能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天空。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需要经历这么一次蜕变。清华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蜕变。

一所崭新的学校，呼之欲出。

研究院主任吴宓希望抓紧一切机会为国学研究院办事

这天一大早，吴宓就起床了。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个澡，简单地吃完早饭，就马上到研究院去上班。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刚刚8点钟。他叫来事务员，一点一点地交代着，座位怎么安排，会场怎么布置，谁先发言，谁后发言。他小心翼翼，目光凌厉。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要把开学仪式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到。

潜意识里，吴宓一定是把这一天当成他人生中的重大节日了吧。他一生都倾心于“学问”和“事功”。为此，他一生都怀着九牛拉不回的执念，甚至不惜孤军作战，四面树敌。他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他想做一个书生，写出好作品，或者做出大学问；他也想做一个入世者，教书育人，化民济世。

吴宓

就比如说，他来国学研究院，一方面想要认认真真做个教授，成就一番学问，另一方面，为清华办事、为几位导师奔走也是他心甘情愿的。半年多来，他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他一次次来见曹云祥，商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他们的住房、薪水；考虑怎么为他们买书；他们买的书怎么能够拿到研究院和全体师生共享。他也要一次次面谒研究院的两巨头王国维和梁启超，商量如何出题招生，如何判卷子，如何录取。学生录取之后还要一个个通知，一个个确认。遇到麻烦的学生，还得不停地为他们什么时候来报到，允许他们请多长时间的假而反复“讨价还价”。他当然能感觉到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痛苦，毕竟他有自己的学术计划，他甚至一直想写一部小说。虽然穷其一生也没有写出来，但他一定是有巨大成就感的，因为他见证了清华从洋派的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中国大学转变的过程，目睹了一代学术大家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开创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年代的。这算得上他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事功吧。

开学日，也许是因为太忙了，吴宓在日记里只写了二三百字。那二三百字中，有这样两句话：

“宓坐前列，居校长之右。”

“宓以研究院主任资格演说。”

无论如何，研究院主任一职，吴宓很看重。他可不想尸位素餐，他要抓住一切机会，为他的同事、为他的学生办事。轮到他发言了，他低下头去扫一眼面前的讲稿，又抬头看看会场，轻轻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他的眼镜有着圆圆的镜框，正好和他那大而略显空洞的眼睛匹配。

没有照片，没有音频、视频资料，我们只能够通过吴宓的文章，感受一代清华人深邃的目光和他们蓬勃的心跳。

在吴宓看来，学问是无穷的事业，它将永远伴随人类的成长，也将永远是各色文明的维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定会有一些人，把珍贵的时间投入无限的为学之中。国学研究院既然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那么对于学生，除了一般大学所追求的“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之外，还应当有更大的企图、更为宽阔的襟抱。吴宓认为：

“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

“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吴宓的看法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研究院主任，他的观点是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清华人的雄心。他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更不局限于五经四书、子曰诗云。他们希望审视的是中国文明的整体。他们的目光已经透射出了新世纪的色彩。面对中国的经史子集，将以“正确精密之方法”，开创出学问的崭新道路。他们处在崭新的时代，经历了，也还要经历欧风美雨的涤荡。他们注视的当然是古老的母国，但是他们的目光必将飞越母国的大地，而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故土上的一切。

让中国书院的流风余韵，飘散在“洋派”的清华园里

有意思的是，一贯以“洋”著称的清华，在“改大”的道路上，却要把传统的“土”保留下来。就像吴宓在《研究院章程》里所说的，国学研究院，要把中国旧日的书院制度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学生来了，让他们选自己喜欢的老师；以教授的专长而不是按照学科来分组；为了方便学生向老师请益，大家都要住在学校里，不能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师生之间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面的情况，是不能允许的。

这样的安排并非一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复古”——复传统的书院之古，让中国书院的流风余韵，飘散在“洋派”的清华园里。它并非清华人拍脑袋的产物，而是实用主义的考虑，寄托了梁启超、胡适——作为时代代表性的人物之所思所感。

1923年，年轻的胡适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表了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在胡适看来，书院不啻是学术的桃花源，自由思想和自主研究的福地。中国几乎每一座书院，一定有一位富有学识的山长，他有学问，有道德感召力，还有丰厚的薪水。他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他甚至也有足够的钱，让那些倾心学问的年轻人，能够在人生的某段时间，过一段安心读书的逍遥时光。一座又一座书院开张了，山长，以温暖而又宽厚的胸怀，迎来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里，学生们白天倾听山长娓娓的讲课声，看山上的花开与日落，夜晚，一盏青灯，几杯热茶，他们和自己的老师围拢在一起，或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或谈论诸子百家，或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道道智慧的光芒，就这样凝聚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景致。胡适特别指出，戊戌维新之后，千年的书院制度被完全推翻，代之以所谓的新学校、新制度，实在是失去了“中国精神”。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一般人心目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留美归来的洋派教授胡适，擅长借助西人的眼光展望未来，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其实也要从东方传统里，发现中国通往未来的坦途。

20世纪20年代初的知识界，梁启超和胡适的关系，颇为微妙。一个是渐成过去的思想巨子，一个是风头无两的新派明星，总被看成歧路之人，如果一个要往东，另外一个大概是想要往西的，如果一个人倡导打狗，另外一个人恐怕是要高呼救鸡的。特别是梁启超，隐隐约约，总有点和那位后生晚辈争锋的意思。但是，在对待中国的书院传统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基本一致。

新式学堂的风行其实并没有太长时间，但梁启超觉得，出现的问题已经令人痛心。

在梁启超眼里，学校里天天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学生们的头脑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之间绕来绕去，只能学得一些可怜巴巴的死知识。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教员，在课堂上，往往以“有一些所谓的知识”而扬扬得意。他们像商人一样，把知识贩卖发售，谁能多买到一些，就算是好学生了。梁启超的疑问是，人之一生应有知、仁、勇三种德行，若学生在学堂只学了一点点机械的知识，虽也算是有“知”，可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勇——怎么学得到？

他希望把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引入清华园，让教授们自由讲学，让他们的思想和话语，春风般融入学生的内心。他更希望，那些年轻的学生，能够常常把目光转向教科书之外，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社会，用敏感的心灵，感受一个时代的脉搏。

清华国学院开张这天，梁启超一定感慨万千。从早年追随康有为开始，他四处奔走，他高声呼号，时而春风得意，最终却如丧家之犬。现在，他端坐在满室的同事和学生之间，开始一点点地找回希望和信心。也许某一个瞬间，万木草堂的快乐时光，会闪电般地在他的头脑里掠过。那个让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藏书万卷，满置鼓、箫、笙、竽。先生每天过午开始讲课。两三个小时里，讲者和听者目光炯炯，物我两忘。业余生活更是丰富而充满欢欣。先生召见学生，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无论怎样，那些在山上溜达着的学生，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先生。春秋佳日，万木草堂的先生和学生，总会在每一片山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先生和弟子的高谈阔论，穿越树木，穿越山林，飞向高天，飞向茫茫宇宙，飞向无边，飞向终极。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能够在梦中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只不过，时光倥偬，当年，他那么年轻，而现在，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先生。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感到快慰吧。

梁启超、王国维亲自主持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入学考试

1925年7月6日，酷暑逼近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组织了第一届学生的入学考试。一共四个考点，分别设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招的学生需要有大学毕业的水平。如果没有文凭，有相当的水平也可以。哪怕你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哪怕你从来都是自学，只要你能证明你的学识，只要你能通过考试，研究院都欢迎你。

题目是几位教授一起出的。吴宓看过后，向学校备了案。把当年的“考试科目表”找出来一看，便知考试的范围还是挺宽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音乐、学术史、哲学史、佛教史、金石学……应有尽有。单单把长长的科目表读完，就挺费力气。

学生还可以选考外语。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都可以。答题的时候，完全用外语来答也没关系，不用担心研究院没有判卷的老师……

从这些细节，不难感觉到研究院的气魄和抱负。虽然只有几位导师，虽然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希望：招天下英才而聚之，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从清华园出发，走上成才之路。

这次考试，持续了三天才结束。

姜亮夫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学生，1926年考进去的。他写过一篇《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把他入学考试的过程讲得很详细。

姜亮夫

已经到10月份了，此时的姜亮夫在北师大读了一两个月的研究生，听闻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好考，反而萌生了挑战难度的想法。他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投石问路，表达了想要参加考试的意思。

也是巧合，那一年，国民革命军在大举北伐，战事吃紧，南北交通处处阻隔，招生启事发出去，响应者比第一届少多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多，只录取了二十四名——而第一届一共录取三十三名。

没过几天，姜亮夫收到回信，是清华教务处通知他去学校参加面试。姜亮夫怎么也想不到，见他的竟然是梁启超。

梁启超简单地问了问姜亮夫的情况,得知他在成都上过学，就出了一个题目：试论蜀学。这道题正在姜亮夫的知识范围内，他当场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交了卷。梁启超当着姜亮夫的面，一边看文章，一边提问。姜亮夫对答如流。梁启超频频点头。10点多，这场考试就结束了。

接下来，考的是王国维出的题，是关于小学的。这场考试也没用太长时间。初出茅庐的姜亮夫，面对学问深不可测的王国维，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虽是一家之言，毕竟能够自圆其说。临了，王国维让助手告诉一墙之隔的梁启超：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录取。

梁启超

但是梁启超并不表态，只对忐忑不安的姜亮夫说了一句：对不起，现在考完了，你回去听消息。

就这样，第一次考试，两门功课，在两位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完成了。

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遥远的南方，国民革命军正在攻城拔寨；北京，清华园里，两场考试，都是一位教授、一个学生、一张桌子、一张试卷。时间在静静地流逝，太阳越升越高，十月的风，透过窗棂，轻轻地吹进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这一切，让1926年秋天，那混乱动荡的中国，显出难得的一分安静……

两天后，姜亮夫接到清华的电话，让他带着行李，带着笔墨纸砚再次到研究院去。只要考及格，就可以直接入学；考得不好，那就大事不妙了——姜亮夫知道，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他一边暗自高兴，一边也有点紧张。

复试考的是普通常识。所谓普通常识，就是要看一个学生知识面有多宽。

姜亮夫这次并不幸运，因为许多考题都超出了他的知识面。

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清清楚楚地写下了当年的几道难题：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他一个也写不出来；按要求写出二十几个地名——他只能写出十六个，因为他既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佛学的知识——他也答不上来。

幸运的是，姜亮夫的汉语言学和哲学题答得不错，虽然他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及每门课的成绩，他还是猜想，这两门课为他的整体成绩加了分。

卷子拿过来，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巨头商量了半天，末了，得出结论，姜亮夫被录取，门房马上就把姜亮夫的行李送到研究院宿舍去。

王国维

姜亮夫临走时，梁启超正色告诉他，你真幸运，因为正取生中有一位学生去美国了，你才能够以备取生的身份被录取……

和姜亮夫一样幸运的学生，为数不多。清华国学研究院存续四年——第三年招生便开始锐减，第四年几乎停止招生——一共录取学生一百○六人，最后毕业的，实际人数只有七十人。

运行在时代夹缝里的清华园如期开学了

作为一所以庚款赔款为资金来源的学校，清华可不是——也绝无可能是——世外桃源。山河变色、大地倾覆的变革时代，风暴，绝不可能从京郊这个看起来还算平静的园子绕道而过。

建校之初，清华就明显地“西化”，特别是“美国化”。个中逻辑，很好理解：它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们绝大多数毕业后是要到美国去的，放洋之前，先要对美国的生活有所适应：到新式的图书馆读书，到大礼堂、体育馆、科学馆参加集体活动，要习惯使用暖气炉、钢丝床和抽水马桶。更重要的是，得体验美国式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从语言、学制到课程，从学习方式到课外活动。历任校长固然是中国人，但是，学校董事会中能够起决策作用的主要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老师也是美国人。所以，一点儿也不用奇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来清华后有一句著名的观感：这是一所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

美国人既然把清华作为亲美“领袖人才”培养基地来看待，首先便是要传播美国式的，起码是西方式的价值观，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表达密切的关注。

比如说，国学研究院正紧锣密鼓筹划时，清华校园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那是1925年4月2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的第三天，距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还有将近五个月。

这天晚上，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加拉罕应邀来到清华，作了一场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的演讲。加拉罕的演讲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帝国主义”，另一个是“争自由”。

加拉罕

这也是那个年代全球范围内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语。共产主义思潮正在蔓延，蔚蓝色的星球上，从西方到东方，正在掀起一场赤色风暴。东方与西方中间地带的俄罗斯，率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它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它的背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识形态。

加拉罕的演讲传达出一种信息：苏联政府的成立，遵循的是革命性的政治逻辑，它有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会有着永远的生命力；苏联政府是与中国为善、与远东人民为善的政府，与传统的西方列强只知一味掠夺相反，要以崭新的态度面对中国，要把以往沙皇政府掠夺来的一切还给中国。他自信满满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正在走向溃败，走向灭亡，苏联政府要站在新生的政治力量一边，争取自由，挣脱压迫。

完全可以想见，1925年春天那个夜晚，加拉罕给清华校园带来的震动。头发稀疏的大胡子加拉罕站在演讲台上，努力表现着自己的风度。他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高亢，他沙哑的声音，漫过昏暗的灯火，进入每一位听众的耳朵。点头的，摇头的，窃窃私语的……听众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加拉罕的话，无疑如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水中，让这个还算平静的夜晚荡出一圈一圈的波浪。

加拉罕深深地明白，很多话题，都是敏感的。当天晚上，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关注的对象，他不能不小心翼翼。

事实正是如此。加拉罕演讲之后的第三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发表了社论——《清华之过激主义》。社论说：

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当根本不承认其所持之主义，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清华学生，皆专心求学，预备留美，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

“过激主义”约略等同于后人熟悉的“激进”一词，前者包含了更多的贬斥，但和后者的基本含义差不多。

《泰晤士报》的看法正是西方视野中的苏联形象。既然苏联是以一种制度的颠覆者的姿态出现，被颠覆者当然要严加防范。给加拉罕提供了演讲场地的清华被攻击，那是当然的事情。

曹云祥未必对加拉罕有多少好感。他是个坚定的亲美派，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上，都更多地倾向自由主义，故而对来势汹汹的“过激主义”颇有微词。但是，他并不认为加拉罕来清华演讲有什么问题。他在向《泰晤士报》的回函里，表达了清华的立场：清华是教书育人的，要追求完美的教育。无论是什么思想，无论那些思想有何优劣，学生们都会作出发自内心的判断。加拉罕的演讲，和清华的无数场演讲一样，是一次关于学术、关于文化的演讲，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泰晤士报》并不这样看，他们觉得，此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苏联政府的合法性，相反，是以反对乃至敌对的目光来看待苏维埃政权的。清华学校的“后台大老板”是美国政府，理应与美国保持一致。

不光是媒体有如此反应，美国驻华公使馆也很关注。公使知会清华学校董事会，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年清华的董事会，完全由美国人主导，也可以说是公使的下级，接到了公使的指使，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召见校长曹云祥，让他做出解释。

面对“政治不正确”的指责，曹云祥考虑再三。加拉罕的演讲内容，当然有不少敏感的地方，但是，谁也不能指出来，加拉罕具体冒犯了谁，有多大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教育家，清华这所特殊的学校的主事者，美国人的面子要给，清华学校也要保持独立。

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唯一的选择。

曹云祥和同事们起草了一个函件表达看法：清华固然靠美国庚款赔款来运行，但它是中国的学校，首要任务是为中国培养人才；美国人不承认苏联政权，那是美国人的事。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苏联，那么，清华人邀请加拉罕来演讲，就是中国的事，和美国人无关。无论是《泰晤士报》还是美国使馆，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的反应，是自己的事，但是，要把这样的反应，移挪到清华学校头上，实在是“过激”，也实在是找错对象了。

美国人对于清华学校的解释，表现出了跟以往一样的开通。最终，使馆对曹云祥的解释表示认可，一场隐含着大国之间政治角力的小风波，终于烟消云散。

回眸近百年前的这场风波，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所学校，看起来偏居一隅，实则渗透了各方力量。清华运行在时代的夹缝里，有着种种的不得已。

无论如何，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期开学了。

（原文《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9期 文/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