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与“抚”

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林则徐在广东力谋加强戒备。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原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虎门口外海面设置木排铁链，又购买西洋大炮，添置炮台、炮位，在珠江口两岸加强布防。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率领水陆官兵认真操练。看到了沿海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他认为“民心可用”，召募了一些渔民、蛋户加以训练。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他认为必须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法。

英国政府派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义律的兄弟），统率所谓东方远征军，并委任他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交涉。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侵略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宣布封锁广州，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广州省河。林则徐移驻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人民，准备作战。懿律和义律根据英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率舰队主力北上。六月初侵略军在厦门海面与闽浙总督邓廷统辖下的水师发生冲突。接着英军乘福建以北防务空虚，向浙江沿海进攻，首先到舟山海面，登陆占领定海县城。一部分英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

朝廷一面空喊要在浙江进剿，收复定海，一面看到外国兵船迫近京畿，十分紧张，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到南方去。按当时统治者的语言，这叫做用“抚”的方法。所谓“抚”，实际上成了屈服和投降的别名。

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象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皇帝从阅读这个照会中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兵船并不是来挑衅的，只是因为林则徐等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所以才北上请求“昭雪伸冤”。其实，帕麦斯顿的照会明明包含着极端粗暴的勒索和讹诈：要求按价赔偿“所有逼夺之货物”（这是指被林则徐没收销毁的鸦片）；要求割让一个或几个岛屿；为达到这些要求，要封锁中国海口，并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未得满意结果时，不能停战；而英国这次出兵的一切费用，要由中国负担等等。

道光皇帝下谕指示琦善拒绝割让海岛和偿还烟价：“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至于要中国担负英国出兵费用一点，皇帝没有提到，他那时大概以为这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根本不值得答复。但是皇帝的谕旨中又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指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处理可也。”琦善在致懿律的照会中照样写上了这些话。很明显，这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林则徐，想以惩办林则徐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帕麦斯顿的照会还不敢公然指责中国的禁烟，关于要求赔偿鸦片这一点，只能含糊地说是“货物”（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皇帝和琦善明确地把林则徐的禁烟说成是“措置失当”。英国人虽然没有因此而完全满意，但是从此禁烟宣告失败。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等官员倒成了罪人了。

琦善向皇帝报告说：“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思逞，频相滋，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这是皇帝和琦善等大臣认为洋人既然到了天津口外，就只能和他们妥协了事的原因。白河口的英国人曾在附近沿海一些地方自由登陆，不但在黑沿子庄这种“并无口门之所”，而且到了山海关这样的要冲。他们在到过山海关以后，向一个清朝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又说：“该处只有马箭，并未见有炮位”。这个官员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并且说：“该夷所恃者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在英国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后，皇帝曾多次下诏,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各省督抚也纷纷报告，已经做了准备，其实完全是空话。这个直隶总督倒并不真是以为拿明朝的废炮可以吓倒洋人，不过是以此来证明他的辖区完全没有防御侵略者的能力。

琦善在白河口同懿律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英国人坚持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在内的各项无理要求。琦善除了承认一定重治林则徐的罪以外，对其余问题，含糊地答应,只要到广东去，一切都可商谈。这样，英国舰队就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白河口，折回南方。

英国舰队又到了浙江海面。英国人向琦善表示过，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丝毫没有作战布置，他向英国人求和，并且应英国人的要求向定海居民发出布告说：“务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害，尔等亦不复行查拿也。”于是英国方面宣布浙江休战，除留下少数兵力外，全军移向广东。

在“抚”的空气高涨，皇帝已表示不信任林则徐的情况下，本来反对严禁鸦片的官员们大肆造谣中伤，陷害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九月，道光皇帝下谕申斥林则徐、邓廷桢，给他们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把英国侵略军沿海骚扰，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说成是他们“办理不善”的结果。被革职的林则徐还上奏说，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惩。”对于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等等批语。

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按照义律的要求擅自订立《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国硬要割地赔款之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拿到《穿鼻草约》规定的赔款，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合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英国方面由于在华兵力不足，在二月初把留在浙江定海的部队全部撤退。钦差大臣伊里布因而能够奏报“收复”定海。已经下了作战诏书的道光皇帝这时认为，伊里布一直不敢和敌军作战，不能加以剿灭，“可谓庸儒无能之至”，所以也给了他以革职的处分。

道光皇帝这时似乎真是有了作战的决心。他下令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军队开往广东。他派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一起负责广东的军事。杨芳先到了广州，此人号称名将，但也和琦善一样，竭力采取“抚”的办法以避免作战，因此他受到皇帝的申斥。皇帝认为他“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训示他说，“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随后，奕山和隆文也到了广州。他们在出京前由皇帝“面授机宜”，要他们“一鼓作气，殄灭丑类”。四月初，奕山在毫无切实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和侵略军打了一仗，只打了七天，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一万八千军队溃散了。正在英军要发动攻城时，奕山挂起了白旗乞降。在奕山主持下订立了新的停战条款，其中主要是奕山和中国军队于六天内退出广州城，七天内交付六百万元赔款。奕山迅速地做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时，四月十九日退出虎门。

道光皇帝这一回批准了奕山的投降行动。原来他的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是一遇挫折就迅速息灭了。他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既然这些洋人已经在广东退出虎门，而且在浙江也已交还了定海，那么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一切事情就算完了。打败仗的奕山等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惩罚反而落到了已经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身上，皇帝下令把他们“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六月初，皇帝下令，广东和其他沿海各省在前一时期为加强防务而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裁撤。

但侵略者却不认为战事已经告终。英国政府在知道义律率兵到了大沽口又撤回，然后在广东订立《穿鼻草约》这些做法以后非常不满意，认为义律没有能贯彻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政府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朴鼎查担任全权大臣，同时更换了司令官，增加侵略军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中旬（1841年8月初），朴鼎查到了广东，立刻通知中国官方，要出兵北上以求满足去年在白河口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以后一整年中间，英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清朝当局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布置抵抗。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显不出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英军在七月间一度占领厦门，为了要进攻更北的省份，不久就退出厦门，但仍盘踞鼓浪屿。八月中旬英舰到了浙江海面，第二次占领定海，并且占领了镇海和宁波。这一回，浙江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在这些抵抗失败，派去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自杀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断定军事抵抗是无用的，只能寻求别的出路，也就是求和。侵略军在占领了浙江沿海这几个地方后，就在这里过冬。因此浙江变成了一个军事中心。道光皇帝派遣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军务。奕经虽然主战，但只想靠临时从各省凑集的军队一战而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底，奕经以一万三千多的兵力反攻宁波、镇海，迅速地失败退却；紧接着，英军以一千二百多人向慈溪追击，使奕经的大军全部溃散。于是这个扬威将军也不再想“扬威”而赞同刘韵珂的立场了。这时侵略军丝毫无议和之意，它似乎还要在浙江进一步占领杭州，这使浙江当局十分恐慌。但是英军在三月下旬放弃宁波，腾出兵力到浙江以北的地区寻找更致命的打击点。在一度攻占乍浦以后，四月底英国舰队到了江苏省长江口外。五月初八日，英军攻占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鉴怯儒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英国侵略者扬言要进入长江，还要更往北去。

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为是善于实行“抚”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写上“相机追剿”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

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