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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廷杖在明朝被作为一种常规的刑罚，用作惩罚忤逆官员的常规手段。明中叶之后，廷杖的发展到达了顶峰，而廷杖制度对明朝士人风气有着较大影响。

对于士大夫而言，廷杖不仅是一种刑罚，还是一种侮辱人格的方式。其中更有“去衣”廷杖，是对士人人格的最高侮辱，若是当庭杖杀，更是辱人之极。

有数不清的明朝士人体会到了廷杖的屈辱和恶毒，明朝士人被大伤元气，对皇权产生怀疑。同时，明朝士人也可以思考君臣之间的深度关系，不再执着“死谏”。

在廷杖制度下，士大夫对皇权有了新的审视和思考，明朝士人风气也空疏、虚妄，甚至桀骜不驯。廷杖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还只是一种政治现象。

一、重典治国，与士大夫阶层对抗出现的产物

《后汉纪》记载：“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

由此可见，廷杖和政治有关，代表了皇帝个人意志上对朝臣的惩罚。动辄不会轻易对士人用廷杖。但是到了明朝，廷杖就逐渐演变成了刑罚的制度——延伸为杖刑。

明朝的时候，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加上文官集团和皇权矛盾加深，明朝统治者信任宦官、重典用吏。廷杖慢慢作为一种常规的刑罚手段，被延续下来。

朱元璋倡导“重典治国”，为了维护集权统治，朱元璋制定严苛的刑罚，设立了以厂卫为主的监察制度。

文官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皇权，还会对皇帝行为进行约束。明朝统治者在与士大夫阶层的对抗中，不断加深刑罚，还会使用“廷杖”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怒火。

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皇帝为了表示对六卿的尊重，成全君臣之情义，不会对士大夫进行刑罚，最多就是罚俸之类的小惩大诫。

《凤台县志.艺文三.茹太素传》记载：“......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

公元1376年，时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呈了一份“万言书”，共1.7万字。随后，朱元璋命中书郎王敏朗诵，然而王敏朗诵到六千字时，就没有念到重点内容。

太祖平生最恨迂儒俗吏，因此，朱元璋喊来茹太素，当庭对茹太素施加杖刑。由此，明朝廷杖制度开始。

如果说朱元璋只是廷杖茹太素小惩大诫，那么后面，薛详却没这么幸运。工部尚书薛详因为对朱元璋上书，直接被杖死。

《明史》曾记载：“庭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由此可见，朱元璋因为个人喜恶，用廷杖警告文官，也预示着明朝廷杖制度的开始。

皇帝不信任文官，对士人随意施加刑罚，明朝的皇帝养成对忤逆官员随意刑罚的习惯，这也为明朝官场奠定了悲惨的基调。

自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皇帝对廷杖制度乐此不疲。

洪武至弘治时期，明朝廷杖断断续续地发生，到了正德以后，发展到了巅峰。同时，惩戒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最开始的廷杖，不需要褪去大臣的衣物，在正德年间，开始褪去他们的官服。这对于士人来是，无疑是种莫大的侮辱。

随着皇权和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加重，廷杖从内容、形式都变得更加严酷。在廷杖制度下，士人的风气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二、无节制廷杖，士林风气嬗变

皇帝和其他文官在止不住的廷杖中，失去了彼此的信任。明后期，文官集团和皇帝冲突加重，导致明朝整个士人风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正德、嘉靖时期对廷杖的施用达到了顶峰，皇帝通过宦官对士人施行廷杖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志。同时，廷杖程度更深，立毙于杖下的官员也有不少。

明朝成化以前，被杖者都是厚棉衣重重覆盖，廷杖主要是示辱；明正德之后，更多被杖者打完直接瘫痪甚至死亡。足以可见，明朝廷杖之可怕。

面对如此高压的政治环境，士人内部选择了不同的应变方式。

有些士人为了避免皮肉之苦，选择了明哲保身；有些士人满怀家国情怀，选择仗义执言；还有些士人为了功名利禄，选择了与权宦沆瀣一气。

然而，选择仗义执言的士人下场却并不算好。

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迫切想要南下，恰逢南昌城发生了叛乱，武宗喜不自胜，想以“南下平乱”为借口南下。虽然这场叛乱没过多久就被镇压了，武宗南下之心已定。

见此，百官纷纷谏言，希望能够挽回陛下南下之心。

《明史》曾记录，刑部主事黄巩进行谏言：“如此，则谁为天子者？……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

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

谁知，武宗恼羞成怒，对黄巩等人进行了廷杖，有人在这场不小规模的廷杖中毙命。

对于忤逆的臣子，皇帝一定会给与肉体惩罚，廷杖就是最常见的惩罚。而在其中“仗义执言”的臣子，下场并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武宗对黄巩等人施行廷杖后，还是暂时妥协了不去南巡的请求。

可以说，在明朝长期的皇权与文官集团的较量中，谁也没有完全胜利过。皇帝让渡了自己部分权利，朝臣随时有毙命的可能。

在这种拉扯下，部分士人把直谏、请愿作为贤臣的标准。士人以死为谏，以全心中的大义。对于皇帝而言，有时候能纳谏，有时候只是罚而不纳。

终究，在封建帝制下，皇帝不能允许有人控制自己。即使武宗暂且搁置南下，最终还是南下了。

士人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或威胁，数十人或数百人联合请愿，对于皇帝来说，就是最无法忍受的。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下，皇权愈发集中。

在廷杖过程中，随时权宦施行，但是也是受到皇帝个人意志的控制。权宦通过对皇帝言行的观察，判断这个人受刑者是否可以打死。

在施用廷杖刑罚之时，施杖的手法也很有讲究。执杖者都受过特殊训练，锦衣卫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

这是一种可以归为“酷刑”的刑罚，受杖者能被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里面的筋骨却被打断，最终落得瘫痪或死亡的下场。

因此，有些官员为了逃避刑罚，会向宦官进行贿赂。若那些桀骜不驯、志气不凡的官员，下场则一般不会太好。

因此，明后期的士人不再以直谏作为贤臣的标准，转向了更加虚无的追求。令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士人阶层不再触怒他，但士人孤傲的性格没有改变。

直谏精神消退后，有部分士人不再把精力放在治国理政上，而是政治投机上。还有部分士人，受到廷杖之辱，士气已被折损，从而寄情于书画上。

二、直谏精神消退，以书画名家

面对明朝廷杖的切肤之痛，明朝理学大师王阳明有深刻体会。

在《王阳明集》中，曾记录他被廷杖的始末：“......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复绝。”

王阳明曾抱着为明朝报国的天真想法，也曾依靠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明朝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在被廷杖四十后，他心如死灰。

这也侧面反映出明朝对士人并不重视的态度，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没有可以赏识自己的君王，明朝士人心气折损极重。

经历了廷杖制度的淫威，王阳明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可以说，经历廷杖对他的哲学理念有着一定影响，而王阳明后期的“心学”理念也进一步造成了士人空疏的风气。

明朝士人空谈心性，放诞而不务实，沉浸在虚无的世界里。虽然有些颇有进取精神的士人，但是在高压的惩罚制度下，这点精神也被消磨殆尽了。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明朝的士人贪图享乐、醉生梦死。还有的士大夫说出自己人生理想不过“纳一房妾、治一顶轿、刻一部书”，可以说颠倒了儒家学生的根本。

士人不再直谏，而是选择了“享受生活”，不再用尝试在政治上出名，而是换到了书画的方向。

这与明朝统治者的最初设想不同，士人虽然不再“忤逆”他，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他。士人是如此桀骜不驯，或是宁受廷杖，或是转向他处，却坚决不愿意为皇帝服务。

结语

明朝廷杖制度并不是合理和健康的制度，在明朝统治者和士人博弈的过程中，谁也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极刑，而极刑只会使人变得更加残忍。

皇帝因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对臣子滥用刑罚。看似士人变得温顺，实则早已脱离了皇帝预期的效果。廷杖之滥，让整个明王朝的士人风气发生改变，也对明王朝造成恶劣的影响。

通过对廷杖制度的反思，我们亦可以学习到如何有效利用法律制度。在现代，法律制度十分重要，我们应当吸取廷杖的教训，记住切勿滥用法外之刑。

参考资料：

《明史》

《资治通鉴》

《说文解字》

《王阳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