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积极开拓海外殖民，会不会免于灭亡？

“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王朝灭亡”是很早以前的相当简化的模型，现在看来漏掉了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气候变化导致环境承载力下降，由此造成社会崩溃。现在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已经是显学了，而且是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确凿无疑，这是以前的研究者基于传统史学理论无法知道的基本事实前提。考虑到气候暖冷更替与王朝覆灭在时间上高度一致，更符合历史的解释应该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转向商业、服务业等“末业”，此时人口继续增长、经济更加繁荣，但社会整体的容错率在下降，失地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弱，直到遇上大范围的天灾，尤其是到气候转冷的“小冰河”时期，区域整体的人口承载力下降，社会崩溃就发生了。

因此，在大范围的天灾到来之前，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并不愿意移民，甚至不愿意从事农业（因为农业收益低）。北方农民走西口和闯关东比较容易，因此尽管晚清、民国往这两方向的移民很多从事商业或近代工业（东北），也一样有非常庞大的移民开发农村、从事农业。而下南洋门槛很高（航海风险高，时间长，成本也高），没有高额收益是不足以吸引移民的。因此，明清时期的南洋移民主体一直是商人，而不是农民。

比如后来发展成号称“坤甸王”或“兰芳共和国”的西婆罗洲的兰芳公司，有点特殊但又不失为典型。18世纪华人大量进入加里曼丹岛，就是因为金矿的发现：

18世纪的婆罗洲，分属于二十多个马来王国……华人金矿业的缘起，大约是在1740年前后，首批华人矿工二十多人应南吧哇土王之邀，从北部的渤泥到南吧哇境内的百演武开发金矿，结果很成功。这一经验刺激了婆罗洲岛上其他马来首领竞相仿效，招徕华人到各自境内开矿，以牟取高额地租与税金，三发苏丹每年的收入达黄金五百两。

在中国国内，南洋开金山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说那里从一只鞋子磕出来的土末，都能淘洗出半两金子来。18世纪中期，大批粤东移民随着南航的三板船，前来婆罗洲西海岸，大约每年二、三月有1500到2000人到达，而在六、七月有数百致富者带着钱袋回中国。（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

兰芳公司的开国首领罗芳伯自述下南洋的原因，就是“幸黄金之获益”“远适化乡，原效陶朱之致富”（罗芳伯《游金山赋》）。

华人移民刚到加里曼丹，“战战兢兢到苏丹的宫殿之前，俯伏跪拜，恳求苏丹给予他们一小块土地”，往往“二十多个人合伙开采一个矿坑，所以公司的名称通常都是以合股人数来命名”，随着开矿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大型的联合公司，“联合公司的成员大约五百人左右，而和顺总厅旗下的连接公司、新八分公司、新屋公司甚至多达八百人。”1776年在大港公司倡导下，打捞鹿地区14个华侨公司联合成和顺十四公司，又称和顺总厅公司，由谢结（伯）任总厅负责人。1777年，罗芳伯在坤甸东万律联合4个公司成立兰芳公司。随着开矿规模的继续扩大、矿工人数的激增，又有很多新移民从事粮食生产或服务业，以保障矿区供应。西婆罗洲的华侨经济是围绕金矿和矿区的，公司对员工的人身控制并不强，比如大港公司的公告即称：

“你作为新客到此地，一无所有，举目无亲，随身一卷铺盖，四处飘荡；直到总厅和下屋接纳你，公司招待了你，安排你到矿上做工，你才有机会赚钱，才能实现夙愿；想当初，你愿做工就能做工，想歇息就能歇息，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总之，你比在中国的先人活得更自如。”（曾恕梅《西婆罗洲华人公司的组织与运作》）

华侨下南洋目的是赚钱，想着发财后回国，鲁葆如《荷印华侨经济志》估计“1849年，成年矿工约有四万九千人，又一说则为华侨全人口为七万人”而“据说在1833年，西婆罗洲只有一个中国妇女”，当地土著总人口也就几十万，华侨人数虽多，但实际多是流动人口。后来矿脉枯竭，加上公司被西方殖民者颠覆，华侨农业也迅速衰败。至今南洋华侨都是以商人为主，生活在城市，很少有像北方农民闯关东那样的对底层农村人口结构的替换。

清代南洋华侨，与后来晚清民国到南非、北美淘金的华侨没有区别，后者没能建立独立政权，是因为洋人统治力强，因此华侨公司就只是普通的经济组织、或者发展成黑帮（近代另一大海外移民是劳工输出，但这是轮船普及、运力大幅提升的结果）。而南洋土著，特别是恰好18世纪加里曼丹岛的土著政权本身很虚弱，无力维持地方秩序，这样华侨的大型公司就逐渐接管了政府职能，不再向土著政权交租纳贡，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因此被视作共和国。

兰芳公司组织结构类似天地会，罗芳伯可能有会党背景，有传说他下南洋就是躲避官府，但在兰芳公司做大以后，他并没有公开反清，反而向清朝示好，希望能够纳入朝贡体系成为藩属，尽管没有得到许可，但兰芳公司和地方官府、罗芳伯的家乡嘉应州似乎已经和解，罗芳伯的正妻、儿子都一直留在广东老家，传说罗芳伯曾携重金衣锦还乡回国省亲，虽然罗芳伯死后葬在婆罗洲，但《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其后继任兰芳公司“大哥”的江戊伯、古六伯卸任后都回到中国，显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作乱党。当然罗芳伯在南洋也娶了土著（唠子）女人，《年册》里甚至称她为“夫人”，西人记载整个西婆罗洲只有一个华人妇女可能有夸张，但从中国携妻带子来南洋的确实非常少。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1是关于公司，“公司”不是翻译自西方语言，原本是民间经济组织形式、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会党有时也用公司之名，晚清又用这个词对译西方的公司，涵义又有稍许偏差；2是清朝锁国实际上并不严格，尽管乾隆皇帝视南洋华侨为弃民甚至乱党，但实际上民间下南洋或回国都并不困难，华侨确实和会党渊源很深，但很多时候会党反清并不彻底）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农民移民替换了移民地的农村底层人口，而下南洋的主体是商人，处于移民社会的中层，虽然人数也很多，但却集中在城市，没有替换当地人口。造成这种差异的最本质原因，自然不是很多人说的“北方人小农思维、南方人商业思维”之类的，而是在于下南洋的“成本”远高于闯关东，闯关东可以携家带口、比较容易随遇而安，而下南洋必须赚大钱了再回国娶媳妇，真正赚大钱的自然很少，但移民主体追求高收益的商业，职业选择上就决定了和北方低成本的移民路径完全不同。

（其实即使在北方，大范围远距离的移民也必须建立在高收益诱惑的基础上，而淘金就是最吸引人的行业。比如外东北，海参崴附近也有个青岛，当时有金矿，吸引了大量汉人矿工，1860年《北京条约》割乌苏里江以东给俄国，俄军驱除华人，就激起了1868年的青岛淘金工起义）

另外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欧洲人大规模移民美洲，也是在19世纪后半叶，轮船普及以后。按麦克伊韦迪、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1700年，从缅因到南卡罗莱纳的整个大西洋海岸组成了一个拥有28万人的英属北美洲”“跨过大西洋的移民约有10万人……在18世纪，至少就讨论白人人口而言，移民比较少，大多数人是繁殖出来的”，再考虑黑奴贸易，《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估计整个美洲1550-1850黑人总输入量是950万。美国白人移民剧增是在19世纪后半的大移民时代，每年移民数量到1907年达到空前的128万，但这已经是轮船时代的事了。

这样看，就算不考虑海禁，就算明清航海能力不逊色于欧洲，往高了估计，在帆船时代远洋移民能力顶多也就一年不到十万人而已。主动大量海外移民，能在多大程度上“输出内卷”，恐怕也是非常可疑的。帆船时代大规模远洋移民，在技术上可能就不现实，现代东南亚华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晚清民国以后轮船时代移民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