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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两汉之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历史概念，目前学术界没有对于其具体起止年份的定论。学术界习惯将西汉末年至东汉光武帝初年这一时段，均称作两汉之际。两汉之际虽然前后仅五十余年，但是期间发生了西汉末年王朝崩溃、王莽代汉立新、各政治势力推翻新朝的武装活动，以及东汉王朝建立等一系列连锁政治事件，对于两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

两汉之际中国的政治地理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传统的关中本位中心逐渐瓦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前提基础，短时间段内中央政府频繁的政治变动，以及不同的政治实体在各地理区域内的快速流动，直接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可以说，两汉之际政治地理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

两汉之际政治地理的变动脉络，对于理解两汉之际、乃至东汉至魏晋南北朝长时段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西汉以强亡——关中本位的建立与兴盛

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变动过程，实际是汉代“关中本位制”逐渐崩溃的过程。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首都对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具有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首都的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王朝的政治格局。

西汉共经十二帝、历国祚二百一十年。除却西汉建立之初曾经一度定都于洛阳，自汉高祖刘邦开始，长安即成为西汉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中政治本位即成为西汉统治的政治基础。

汉代以关中作为政治本位，主要是基于西汉建立初期政治局势的考量。西汉的主体疆域，在其建立之初已经基本确定。在中央王朝的控制的中原地带以外，汉王朝周边广泛分布着大量少数民族，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对于汉朝的疆域呈现包围态势，迫使汉王朝的首都必须兼具对内控制全国、对外震慑少数民族两大作用。

关中地区所在的渭河平原，处于我国的第二级阶梯，对于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具有地理高差优势；渭河平原周围分布的连续山脉，对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范作用。同时关中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可以有效地制约关东，进而通过关东一带辐射影响全国。因此，尽管关中位置相对偏离中心，通过关中地区强有力的实力，仍然可以有效规避中央影响力不足的问题。

西汉前期爆发的七国之乱，极大地彰显了关中政治本位的优势。通过在关中地区周边设置缓冲地带，配合关中地区对其所辖周边郡县的直接控制，西汉政府有效地避免了地方性叛乱的扩大化，进一步巩固了关中地区的战略稳定性。

关中政治本位的优势使得其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而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关中政治本位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

西汉建立初期，出于恢复生产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黄老之学的政治主张。通过“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汉代的综合国力逐渐得到稳步提高，至汉武帝时期，汉代的政治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清静无为的政治态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学说适时出现，成为西汉长期坚持的统治政策。

董仲舒的儒家学说强调“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理论，认为“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这种儒家学说结合了一定的法家和道家思想，相对符合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的汉王朝需要。因此，儒家学说迅速取代黄老之学，成为西汉王朝的核心政治理论。

儒家的大一统学说，为关中本位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一统的政治观念随着儒家学说地位的巩固而巩固，西汉王朝的内部离心力从理论基础上得到了削弱。虽然关中地区偏离了汉王朝实际的地理中心，但是依托不断强化的大一统思想，西汉中央政府仍然能够通过关中地区有效地控制全国各地方。

戏剧性的问题在于，关中政治本位稳定性的基础，可以被追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而关中政治本位不稳定性的开端，同样可以追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推恩令的实施，为关中地区消弭地方分裂政治隐患的同时，也使得关中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缺少足够的政治屏障。关中地区直接处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当中。

西汉王朝发展的强盛时期，关中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处于不断外放状态。关中政治本位存在的不稳定性隐患，在发展当中得到了基本的妥善解决。但是西汉末期以后，随着汉王朝的发展趋势大幅度减缓，关中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性趋势逐渐凸显。

王莽代汉立新——关中本位的摇摇欲坠

西汉王朝末期以后，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汉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优势的减弱，使得西汉末期面临强大的少数民族入侵压力。同时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大幅度下滑，地方政治势力逐渐抬头，中央政府的稳定性逐渐开始崩溃。关中政治本位制度的主要缺陷，在西汉末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当中暴露无遗。

首先，关中地区在地缘政治上过于靠近匈奴统治区域。西汉统治前期，西汉王朝曾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匈奴部落不断向西北地区。因此在西汉强盛时期，关中地区和匈奴核心地带之间，长期存在着较大的缓冲区。

西汉统治后期，西汉王朝的军事实力随着综合国力的衰落而日渐下降，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安全威胁逐渐凸显，成为影响中央王朝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次，关中地区对于汉王朝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托其本身强大的政治经济优势实现。因此，一旦关中地区缺少足够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优势，其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必然减弱，西汉末期以后，地方政治实体兴起，中央和地方的强弱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关中地区已经无法形成足够的政治经济优势，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度削弱。

西汉末期政治地理局势的变化，迫使汉王朝对关中政治本位进行改革。对关中政治本位的改革最早开始于王莽。王莽代汉立新之后，一度尝试解决传统关中政治本位的缺陷，但是始终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

西汉王朝时期，关中政治本位的缺陷，主要通过持续的开疆拓土予以解决。汉武帝时期对于匈奴的连续战争，使得西汉王朝的实际统治面积，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中原地区。通过将关外地区涵盖至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关中政治本位在地缘政治上的缺陷得到了有效弥补。但是西汉末期，王朝综合国力的下降已经无法满足开疆拓土的需要。

王莽统治期间，对于西域的少数民族的数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对于高句丽的战争也未能够取得预期成效。无法扩大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关中政治本位的瓦解，已经成为历史必然发展趋势。

由于无法通过对外扩张解决关中政治本位问题，王莽统治后期，对关中政治本位的改革变为内化性质。这一时期对关中政治本位制度的改革，主要试图通过中原王朝内部政治地理的调整，以弥补关中政治本位的缺陷。王莽统治后期对关中政治本位的改革，主要为扶持关东地区作为关中地区的补充。

王莽大力发展地缘政治相对靠近地理中心，并且远离少数民族入侵的关东地区，将其作为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的另一核心；同时，王莽保留了关中地区长期积累形成的政治经济优势，仍然将关中地区作为新朝的政治本位。因此王莽政权后期，出现了西都长安、东都洛阳的双首都格局。

王莽对于关中政治本位的改革尽管未收获预期效果，但是并非毫无成效。王莽对于东都洛阳的发展，为东汉以后定都洛阳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王莽政权的经营，两汉之际东都洛阳的发展状况，相较于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西都长安已经更加优越。

因此，东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权衡当中，最终选择以洛阳作为王朝的首都，彻底结束了西汉王朝的关中政治本位制度。

东汉再受命——关中本位的最终瓦解

关中政治本位制度的实施，深刻地影响了西汉的政治地理。至西汉末期以前，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已经形成以关中本位为核心，关中周边地区直辖管理为基础的大一统王朝格局。西汉王朝成功通过关中政治本位制度，建立了稳定且可持续的帝国秩序。

东汉建立之初，首都长安仍然处于更始政权的控制当中。汉光武帝选择在其控制范围之内的洛阳称帝，并将洛阳作为东汉初期政权的统治中心。问题发生于东汉政权事实上重新统一全国之后。

关中政治本位作为西汉王朝长期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对于其延续问题的争论，成为东汉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焦点。

受到儒家学说影响，东汉王朝在政治思想上，基本可以被视作西汉王朝政治思想的延续。由于“再受命”思维的存在，东汉王朝依赖于西汉王朝坚实的政治基础。关中政治本位作为西汉王朝政治基础，同样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关中政治本位的存废问题集中体现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的选取问题。

东汉政府选择放弃关中政治本位，很大程度上是关东豪族共同作用的结果。汉光武帝刘秀的政治根基位于河北一带。关东豪族作为此地的主要政治实体，对于刘秀政治力量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东豪族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支持甚至参与了东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东汉建立以后，这部分关东豪族成为东汉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汉的政治决策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力量。同时，儒家的王道思想对于东汉王朝放弃关中本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受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儒家长期坚持将天下正中作为王朝立都的根本所在。相对靠近地理中心的关东地区更加符合儒家学说的理论，因此受到了儒生的广泛支持。西汉以来，凭借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儒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儒家思想对于洛阳的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东汉政府的决策。

但是，东汉王朝放弃关中本位制度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政治局势。虽然东汉建立之后，一度出现光武中兴一类的发展局面。但是，汉王朝的衰落已经成为历史必然趋势。相比于依靠对外扩张维持政治稳定性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天然靠近中原王朝实际地理核心，更容易维持政治稳定性，因此成为东汉王朝统治基础的必然选择。

关中政治本位的崩溃，对于东汉王朝、乃至唐以前中国存在的绝大多数政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关中政治本位瓦解以后，东汉王朝的政治地理中心由关中地区不断向东迁徙。东汉王朝对于关外少数民族的控制力不断下滑，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开始的旷日持久的民族大融合。同时，在关中政治本位的瓦解过程当中，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豪强的妥协，极大地助长了地方政治势力的发展，为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政局埋下隐患。

结语

两汉之际属于大一统王朝内部的动荡期。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大分裂时期，两汉之际的社会整体较为统一，在地缘政治上仍然基本维持了大一统局面，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基本得到延续。但是，相较于中国其它大一统王朝期间的政治波动，两汉之际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政治实体变动频繁且相对激烈，并且持续影响了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政局。

两汉之际复杂的政治局势，造就了关中本位制度的崩溃。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控制力的削弱，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权控制力的削弱，共同导向了关中政治本位的瓦解。自关中政治本位瓦解开始，东汉至唐以前的中国政治地理始终未能再次出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使得政治地理始终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当中。

参考文献

《后汉书》

《汉书》

《史记》

《二年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