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刻关注北元与明朝两方势力变化,以选择更好的政治站位

北元册封辛禑过程

高丽时刻关注北元与明朝两方势力变化,以选择更好的政治站位——洪武六年(1377年)七月,北元遣徹里帖木儿至高丽,与辛禑商议夹击明朝定辽卫。但是对于高丽来说,明朝日益兴盛,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一时间难以下定决心。到八月份之后,高丽主动遣姜仁裕至北元讨论出兵定辽卫事宜。

次月,姜仁裕遣人向高丽汇报与北元协商情况,决定“平章文典成、大参政张海马与丞相纳哈出练兵秣马,待高丽军来,欲攻定辽卫。”

最终,辛禑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师”为借口,拒绝了北元攻打定辽卫的提议。虽然在出兵定辽卫的事情上高丽并未帮助北元,但是这本身也说明了高丽对北元具有利用价值。北元社会经济主要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狩猎为辅助。

当地手工业生产力落后,生产规模狭小,蒙古地区的农业主要集中于东南部与河套地区,而且农业发展所需先进技术与农耕工具的引进均依靠明朝或其他农业发达地区。所以,北元需要依靠与明朝的经济来往,来保证生活生产用品。但是,当时的北元与明朝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经常受到明朝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所以,为了摆脱被明朝牵制的困境,高丽自然成为其首选的贸易伙伴对象。

北元得到高丽百官请封辛禑书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洪武十年(1377年)二月,北元遣孛剌的带着册命来到高丽。北元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意味着北元承认辛禑在高丽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为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一份保障。所以,高丽在接到北元诰命之后便开始使用北元“宣光”年号。

同年三月,高丽遣李子松到北元谢册命,遣礼仪判书文天式报聘于纳哈出,两次出使均带去了大量的方物。双方长期停止正常交往之后,再次见到高丽使臣对北元行礼,蒙古贵族百感交集,“自我播迁,困于行间,不图今日复见礼仪。”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高丽在恭愍王时期多次进行过反元改革,企图恢复被蒙古所占领之前的习俗,但是并未完全消除蒙元影响,未能改变高丽文人对北元的认同。获得册封之后,北元和高丽恢复交往,互相馈赠礼物、高丽遣使如北元贺正等等。

文人对北元册封态度

明朝与北元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高丽文人们也逐渐分化成两个派别,即分别主张与明朝进行友好交往和发展与北元关系。所以,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对辛禑接受北元册封有着迥异的态度。恭愍王被弑后,明朝不承认辛禑继承地位。

在权臣李仁任等人的辅佐下辛禑将求封目标转向北元,“仁任与宗亲耆老文武百官连名为书,呈北元中书省曰:先王伯颜帖木儿遗旨,令亲男元子禑袭位。今来乃知沈王孙脱脱不花妄生异心,欲要争袭。乞赐禁约。”但是,典校令朴尚衷、林扑和郑道传等文人认为“先王既决策事南,今不当事北。

不署名。”拒绝接受北元的册封。文人的阻挠未能打断李仁任推动高丽接受北元册封的进程。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北元使臣为李仁任等人带来“伯颜帖木儿王背我归明,故赦尔国弑王之罪”的消息。

这符合李仁任和池奫等人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加强了高丽接受北元册封的进程,决定迎接北元使臣。但这就意味着高丽将站在明朝的对立面,所以李、池的作法再次遭到金九容、郑道传、郑梦周、李崇仁等亲明文人的反对。虽然亲明文人通过多种措施试图阻止高丽迎接北元使臣,但是这一批人均受到李仁任的镇压,或受牢狱之灾、或被流放远地、或客死他乡。亲元文人则欣然接受北元对辛禑的册封。

高丽与北元通使让文人回想起了大变革之前的双方关系,对北元依旧还有眷恋的高丽文人再次见到元朝遗留人员后,不禁心生感叹:北使颁明诏,东人感奋恩。海山多雨露,冰雪一乾坤。忠义何尝废,分崩可忍言。白头身又病,矫首想行轩。北元册封辛禑,对于李穡等亲元文人来说,使其深感受恩。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对元朝从未磨灭的认同和“对元的忠义之心始终未变”。

北元的衰落与被迫事大

蒙古势力从中原退守漠北后,明朝与北元之间展开了长期较量。明军先后消灭云南、甘肃、辽东地区的北元军队后,逐步占据了优势。与明朝长期作战,大量消耗蒙古残余势力的力量,导致难保自身。在此劣势下,北元已无法为高丽提供庇护作用,也无法形成威胁力量。

高丽国王本身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辅助,很难做到对国内政局的有效控制。加之,明朝对高丽时而恩惠有加、时而军事威胁,致使高丽政局无法安宁。所以,为了借助明朝的力量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消除外部威胁,高丽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与明朝关系。

辛禑对明态度变化

辛禑作为政治家,其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政权稳固。自元朝末年中原各部势力角逐开始,高丽便委蛇于元朝与反元势力、北元与明朝之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辛禑在位时期。当时,辛禑时而积极发展与北元的关系,时而寻求明朝的册封,招致明朝的反感,为明丽关系埋下了隐患。

辛禑之所以如此反复,与北元势力的变化和明朝向高丽施加的压力有着深层关系。首先,北元势力的衰弱,使高丽务必寻找新的依靠对象。

蒙古回到漠北之后,妥欢帖木儿及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希望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试图完成“宣光中兴”。但是,随着爱猷识里达腊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逝世,北元不断衰落的颓势令高丽文人不禁感叹:回首燕都更渺茫,黄金台上又斜阳。桥门五百青衿子,谁颂中兴比大唐。斲来山石白于霜,截作新桥海子傍。

引得龙鳞趋太液,牙樯锦缆照红妆。而且,北元蒙古势力由于四分五裂,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等文臣武将先后向明朝投降,力量更加衰微,失去了被高丽依靠的价值。所以,爱猷识里达腊逝世后高丽对外政策发生转向,辛禑托故不迎接北元使臣,双方通使活动逐步减少均可表明此转变。

其次,随着明朝所施加压力的增大,高丽不得不向明朝示弱。高丽虽然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但却并未改变遣使进岁贡、请谥、承袭的做法。所以,李穑的诗句中形象的描绘了当时高丽的困境:偶吟身瘦那知道却肥,雀罗门巷往来稀。新诗赋罢长吟好,时有白云生翠微。不出户庭天下肥,玄机神化古今稀。犹胜尔雅虫鱼注,每向天原更发微。洪武龙飞国体肥,太平风月近来稀。谁知海外韩山子,稽首苍旻拱紫微。

从李穡的诗词看,辛禑初年为了稳固王权而采取的对外政策,致使高丽遭到明朝军事威胁,使文人感到高丽政局不再太平。所以,此时的文人对明朝的态度与之前无太大变化,还是持有一定的反明思想。为缓和使臣被害而恶化的双方关系,高丽遣使入金陵。但是明太祖对高丽极为不信任,提出高额的贡物要求,以考验高丽。

同时,还向辽东守将潘敬等下旨:“高丽弑君,又杀朝使,前坚请入贡又不如期,今遣谊来,以虚文饰诈,他日必为边患。自今来者,其绝勿通。”对于此时的高丽来说,想方设法获得明朝册封才是最重要的。

明对高丽的验证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高丽再次遣门下赞成事金庾贺圣节、请谥号、承袭及陈情,密直副使李子庸贺千秋节。在饯行使臣时李穡所作诗道出了高丽的艰辛:金四宰临门告行年过耳顺气弥豪,万里金陵奉币朝。只为赠言临陋巷,可知专对独扬翘。岁贡艰难充额数,君臣精意效纯忠。表章润色慙无力,白发萧萧一牧翁。

明朝没有接受高丽使臣的贡物,为了进一步验证高丽对明朝关系的诚意,向高丽提出“前五年未进岁贡马五千匹、金五百斤、银五万两、布五万匹”的条件,并告知高丽如若达到该要求“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通过索贡的方式向高丽施压。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下的辛禑,面对明朝的军事威胁和高额岁贡要求,开始调整对外态度。

蒙古势力分裂不断加剧,意味着元朝力量不能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反而会给高丽稳定局势带来新的威胁。所以,辛禑开始积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开始,辛禑开始疏远与北元的关系,不再接待其使臣。

同时逐步减少向北元遣使频次,特别是洪武十四、十五年(1381、1382年)曾一度中断使臣来往。而其后的双方联系也只限于北元向高丽遣使,即使北元希望恢复向高丽派遣使臣,辛禑也采取了消极态度。

洪武十一年(1378年),力图中兴北元的昭宗薨逝后,依附明朝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所以,辛禑下定决心加入明朝宗藩体系,宣布“凡为王者,必受命天子(注:应指明太祖)者当之。今予犹未受命,委政耆旧,听其所为。然予默察其政,杂然无统,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以后,每月初二日十六日,各司之长,亲启所职。予当课其能否。”而这是辛禑即位以来,“以国王之尊首次在高丽国宣布亲明的事大路线”。

总的来说,此后,即便明朝提出何等苛刻的要求,辛禑均给予满足。为了使高丽免于受到明朝武力入侵,也为辛禑获得明朝册封,洪武十七年(1384年)高丽遣李元纮入明,足额上缴明太祖提出的高额岁贡,从而为明丽关系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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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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