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9日，位于天津英租界内的大光明电影院，有一场格外受人欢迎的英国电影放映，电影的名字叫《贡格丁大血战》。

彼时，观看电影尚属于高消费行为，前来影院观影的客人非富即贵，罕见普通人到场观影。《贡格丁大血战》上映之初，口碑一直高涨，热度不降反升，大光明电影院周边停满了观影客人的汽车。

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轿车从远处驶来，停靠在大光明电影院西北角的一处空地上。车上下来一名男子，派头十足，当时居住在天津的人很多都认识他，但又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名为程锡庚，时任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汉奸。

程锡庚喜欢看电影，算是一个电影迷，自然不肯错过这么经典的电影。他与妻子携手走进影院，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兴致勃勃地准备观影。程锡庚注意力完全被即将播放的电影所吸引，完全没有注意到，就在他进入影院大概一个小时后，几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陆续进入了影院。

这几名年轻人不是普通人，全都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当时，抗日杀奸团在北京、天津非常有名气，早期因刺杀汉奸王竹林而名噪津门，令天津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们闻风丧胆。就以程锡庚为例，仅仅出门看一场电影，身边也要跟着几名保镖。

杀奸团成员年轻、爱国，敢于同汉奸们作斗争，不畏牺牲。但大汉奸程锡庚也不是好对付的人，他防范意识强，身边还跟着保镖，老奸巨猾，稍有不慎，恐怕杀他不成反要遭他所害。

两者之间在大光明电影院中相遇，必然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最终杀奸团的小伙子们能成功吗？

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是江苏镇江人，早年在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就读，毕业后担任“海军部秘书”，并获得了赴英留学的机会，在伦敦大学深造。此后又相继得到了去法国和美国深造的机会，回国后得到重用，1934年，已经成为“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

从他的这段经历来看，程锡庚的受教育程度很高，回国后的发展也比较顺遂，逐渐步入社会名流之列。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程锡庚未来的前途十分通达，日后必然会有所作为。

但中国有一句俗语讲得很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想要真正看清一个人的品质，还是要在此人受到严峻考验时，才能看得透彻。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一场摆在中国所有人面前的“考验”呼啸而来，程锡庚在这场“大考”之中，却交出一份令爱国志士们愤慨的“答卷”。

1937年7月7日以后，日本侵略者表现得近乎疯狂，但看似强势的侵华日军，其实也并非全然没有短板。日本乃困局岛国，纵使凭借先进的武器耀武扬威一时，但资源匮乏的根本的缺陷却是他们始终都要面对的问题。

资源储备有限， 消耗却逐日增大的情况下，日军为了填补那无限扩张的野心，决定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在“沦陷区”开启了大肆搜刮的模式，除了开采矿产、运送物资以外，日寇还积极筹备金融侵略计划，可谓用心歹毒。

1938年1月，一个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机构在日寇的支持下，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虽然名为“银行”，但日寇建它可不是给老百姓存款用的，而是打算利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逼迫沦陷区按照1 : 1比例，将手中的法币兑换为伪“联银券”。

日本侵略者此举，如同强盗一般，利用所谓的“联银券”换来真金白银，再将搜刮来的法币运往上海，套购外汇。如此折腾一番，令日本侵略者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而这些源源不断被套走的法币，在未来势必会“变为”制造精良的武器弹药，再源源不断地运回来。

好一个“以战养战”，套取“沦陷区”的资金购买物资、生产武器，再利用这些物资和武器，去占领更多的“沦陷区”。日寇的野心，如同深渊巨口，深不见底，泯灭人性，顿时激起无数金融界进步人士和爱国实业家的抵制。

此时，日本侵略者彻底撕去伪善的面具，悍然举起手中的利刃、屠刀和枪械，疯狂镇压这些捍卫自己资产的勇士们。山河破碎，百姓遭殃之际，那些昔日深受国恩，远赴多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中，竟然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甘做汉奸，助纣为虐！

程锡庚就是这批汉奸中的“突出者”，他不仅在国家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选择沉默，反而在日寇需要他的时候，为了一己之私甘心充当日寇的“马前卒”。

日寇因为在北京建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尝到了甜头，打算在天津继续复制这种模式。日寇积极促进之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于同年3月就成立了，程锡庚正是在此时出任了该行经理，不遗余力的替日寇在在华北地区推行伪“联银券”。

期间，程锡庚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在推行过程中不择手段，双手沾满了许多仁人志士的鲜血，恶贯满盈，天怒人怨。

抗日杀奸团

时任抗日杀奸团团长的曾澈，在这个时候收到一封来自重庆方面的电文。该封电文中列出了20余个汉奸的名字，程锡庚的名字赫然在列，成为抗日杀奸团下一步要“制裁”的重要目标。但重庆方面当时做事畏首畏尾，不敢不顾及到列强的感受，所以要求不能在英租界内动手。

曾澈将这封电报的内容转达以后，团员们无比兴奋，因为他们对程锡庚这个大汉奸早就痛恨得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虽然手里有枪，但这项任务其实并不容易完成，尤其是那条“不许在英租界内动手”的附加条件，更是令这项任务难度倍增，因为程锡庚的家和办公地点，全都在英租界范围内。

程锡庚的相关信息，杀奸团的成员们早就掌握清楚了。程锡庚的住所位于英租界内，是一所花园洋房，看上去十分讲究，明显与那些富豪老板们的住所风格不同。程锡庚的住所，有很多保镖，他自己其实也清楚，他做的事情不是好事，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

除了保镖以外，住所的门口还有英租界的巡捕负责安保巡视工作，想要悄无声息的在程锡庚的住所除掉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没有内应的情况下，恐怕只能强攻才有可能达到锄奸的目的，但这种做法显然并不明智。

程锡庚的办公地点，杀奸团成员们也都探查过，位于一处开阔地，附近的行人也非常少，一旦出现陌生人，很容易就会被发现。若是在此地与敌人交火，事情将会更麻烦，因为开阔地上甚至连一个利于隐蔽的位置都没有。

除了这些信息以外，程锡庚的一些个人喜好、习惯，也都被杀奸团成员掌握，至于他的车牌号是1657，更是每个成员都熟知的信息，就像了解程锡庚的名字一样。遗憾的是，即便掌握如此多的信息，却依然没有除掉程锡庚的机会，令杀奸团成员们颇为失望。

巧合的是，正在抗日杀奸团为了找不到突破口而烦恼时，一位成员突然传来消息，原来负责程锡庚住处的巡捕调走了，他被任命为新的巡捕。这个消息令所有团员都很振奋，孙若愚因此想到一个主意，在杀奸团成员当值时，假装将他打晕过去，趁机潜入程锡庚住所除掉汉奸。

孙若愚说出这个想法以后，很多成员都表示反对。一来，这样做就相当于在英租界动手，违背了重庆方面的要求；二来，即便行动成功，这名当天负责值班的成员，也必然脱不了干系，很有可能危及他的性命。

听了大家的观点以后，孙若愚也不再坚持这个想法，但任务的执行又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担任程锡庚巡捕的成员传回来消息，称程锡庚近期会外出看一场电影，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知情。

虽然没能打探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但这个消息也极具价值，若是能在程锡庚外出观影时除掉他，对执行锄奸任务的成员全身而退将十分有利。唯一的缺点是，电影院可能依然会处于英租界内，但机会如果合适，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以程锡庚的行事风格，以及家产来看，他外出观影时必然不会去那些不入流的电影院，极有可能会出现在较为出名的几个大电影院。为了不错失良机，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每天都到天津各个电影院门前转悠，排查程锡庚的汽车是否出现。

1939年4月9日下午5时许，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处排查的杀奸团成员们终于发现了程锡庚的汽车，停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外。当时他们一共有四人，分别是祝宗梁、袁汉俊、孙慧书、冯健美，他们有所发现后激动万分，立刻分头回家取来手枪，又叫来刘友深助战。

这几人再次聚集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前时，已经是下午6时许，距离程锡庚入场已经1小时左右。祝宗梁等人分别购票入场，发现电影院内正在播放电影《贡格丁大血战》。由于程锡庚抵达电影院时，电影尚未正式开演，祝宗梁等人进入后不久，就到了中间休息时间。

祝宗梁等人入场后就已经根据当时的情况约定，等到休息时间，再寻找程锡庚，避免因观影期间四处走动而打草惊蛇。所以，中间休息时间到了以后，祝宗梁等人立刻分头行动，结果因为电影院内光线很暗，未能锁定目标，只觉得位于楼上四五排处的一个男子有些像程锡庚。

锄奸行动必须要目标精准，不确定的情况下肯定不能轻举妄动，否则误伤好人，岂不是要铸成大错？然而，时间紧迫，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等到如此合适的时机了。

祝宗梁急中生智，连忙离开观众席，向电影院的放映室跑去。来到放映室以后，祝宗梁找到放映员，向他求助：“我想找一个人，你帮我在屏幕上播几个字吧。”放映员是一个热心肠，答应了他的请求，打开幻灯以后，写上了“程经理外找”几个字。

幻灯重新打开后，观众们以为电影要开播了，都回到了座位上。这几个字出现后十分醒目，程锡庚第一时间就看到了，他下意识的站起身，准备到外面看看是谁找他。结果，他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一把拉住他坐了下来。

后来调查的时候，有人听到程锡庚妻子当时说的那句话：“姓程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是找你？”程锡庚听了这句话，就没有再起身。但他起身又坐下的过程中，杀奸团的成员们正好看见，借助微弱的灯光，确定了他的身份。

找到目标以后，祝宗梁让刘友深守在楼上出口处，他自己则靠了过去，坐在程锡庚身后一排的空位上。电影院前后排座位的距离，大概一米多左右，祝宗梁坐下以后，程锡庚近在眼前。

但祝宗梁并没有立刻动手，他坐下以后，电影再次开始播放，他安静的看了一会儿电影，这才突然掏出手枪，向程锡庚的头部连开四枪。后来祝宗梁接受采访时，说明了当时看一会儿电影才动手的原因，他主要是想平复一下紧张的情绪。

枪响以后，原本安静的电影院内骤然乱成一团，不明情况的观众们，纷纷离开座位向电影院的门口狂奔，有些女观众则发开自己的喉咙高喊，以此来驱赶恐惧。祝宗梁从容的混入人群之中，向门口走去，守在门口的刘友深则连忙上前接应，挽住他的胳膊就往楼下走。

祝宗梁行事果断从容，却还是被程锡庚的保镖给盯上了，一直尾随着他走出门口。就在刘友深挽着他向楼下走时，一个保镖突然从祝宗梁的身后抱住了他。祝宗梁不是拖泥带水之人，被抱住以后，也不回头看，直接用枪顶着身后的人又开了两枪，迅速脱身。

令他没想到的是，刚刚摆脱一个人，又有一个人飞扑了上来，从身后再次将他抱住，他本想故技重施，却发现手枪里没有子弹了。耽搁片刻的功夫，祝宗梁就被身后的人给放倒了，两人扭打着滚下了楼梯。

祝宗梁死死得抓住他的头发，那个人则咬住祝宗梁的手指不放，两人躺在地上互相攻击之际，袁汉俊等三人赶了过来。袁汉俊见状，掏出手枪顶住那个人的身体就开了一枪，那人中枪以后，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祝宗梁这才得以脱身。

祝宗梁等人摆脱了对方的纠缠以后，趁乱冲出电影院，由于当时枪声四起，观众又多，慌乱逃跑的过程中，没有人注意到祝宗梁等人，他们得以全身而退。事后他们才知道，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人虽然身中两枪，却并没有死。

这个人被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被急于破案的警方带到了大街上，每天协助寻找“刺程犯”，由于扭打的过程中，祝宗梁没有回头，他没能看到祝宗梁的脸，自然不可能找到“刺程犯”，只是摆出一副唬人的架势罢了。

次日，程锡庚被刺身死的消息，纷纷登上各大报纸，《大公报》在这则消息上方专门印刷了几个大字，“津除一巨奸”，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大汉奸程锡庚被除掉，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替他们办事的汉奸被杀，无异于在他们的脸上重重的甩了一巴掌。

天津市特别公署和日本驻屯军得知消息以后，反应非常激烈，直接就找上了英领事，要求协力捉拿凶犯。随后，日本宪兵队与英工部局警察局接连组织了三次大范围的搜捕行动，虽然也抓到了几名嫌疑人，但当天在电影院的祝宗梁等人却一个都没抓到。

为此，日军和英方闹得不可开交。日军甚至一度将英租界给封锁了，双方将拔弩张，英国士兵甚至还架起了几挺机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惜，英方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日军将坦克调了过来，他们很快就认怂了。

除掉了大汉奸程锡庚，又引起日军和英方发生激烈冲突，这对抗日杀奸团而言，自然是喜闻乐见的事情。祝宗梁等人，就这样安然无恙的看着这场闹剧，近乎完美的解决掉了大汉奸程锡庚，圆满的完成了重庆方面交给的这项重要任务。

被迫自首

1939年6月中旬，事情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候，祝宗梁等人突然接到重庆方面的通知，让他们去重庆一趟。祝宗梁等人忙完毕业的考试以后，7月上旬才得以动身，他们先到了香港，又乘飞机前往重庆，被安排住在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见。

祝宗梁等人在这个时候突然被叫到重庆，他们对此行其实还是有一些猜测的，更多的是认为重庆方面因为程锡庚的事要嘉奖他们。但他们真正被接见的时候，还是感觉到非常意外，因为这次竟然是戴笠亲自接见他们，并且对他们十分热情。

不久后，在戴笠的安排下，他们又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交谈期间，蒋介石对他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十分关心，表示得十分亲切。如果说戴笠的出现让他们感觉还能接受，那么蒋介石的接见就让他们感觉有些蹊跷了。

就算刺杀大汉奸程锡庚是大功一件，也不至于被蒋介石接见的地步吧？就在祝宗梁等人狐疑之际，他们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一次也不例外，戴笠和蒋介石之所以接连亲自接见他们，是有事相求。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戴笠也不再遮遮掩掩，开门见山的告诉祝宗梁等人，此次邀请他们过来，是希望祝宗梁和袁汉俊能够主动自首。此话一出，祝宗梁等人全都愣住了，他们刺杀程锡庚本身就是奉重庆方面的命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戴笠为什么要让他们自首呢？

见到祝宗梁等人疑惑的样子，戴笠接着又进行了一番解释。原来，天津的搜捕行动中，虽然没能将他们抓住，却阴差阳错的抓到了4名军统人员。日本宪兵队为了交差，硬说他们就是“刺程犯”。

为了救出这4名军统人员，所以才出此下策，让祝宗梁和袁汉俊主动去自首，洗清4名军统人员的嫌疑。戴笠此举，明显带有厚此薄彼的意味，为了平复祝宗梁和袁汉俊等人的情绪，戴笠向他们保证，会让他们到香港去自首，再伺机将他们营救出来，请他们不必担心。

其实，早在祝宗梁和袁汉俊答应之前，戴笠就已经在香港安排好了一切。不仅请好了律师，还提前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送了新闻稿，将祝宗梁和袁汉俊刺杀程锡庚细节完整的记录下来。

为了让坐实他们的“刺程犯”身份，戴笠还细心的强调了祝宗梁找到放映员帮忙找人的细节，当时播放的几个字，是由祝宗梁亲笔所写，这一点可以比对笔迹来证实。总之，戴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证实祝宗梁和袁汉俊才是“刺程犯”，以此洗清4名军统人员的罪名。

结果，戴笠的一番“苦心经营”落了空，日本与英国的博弈焦点，根本不就在于是否能抓住真正的“刺程犯”。祝宗梁等人的自首行为，以及戴笠为此进行的宣扬行为，直接被日方给无视了。

至于英方，则以祝宗梁所写的“程经理外找”字样是为了混淆视听而拟写为由，认定为证据不足。祝宗梁等人在香港的“自首”就这样被拒绝受理，最后不了了之。而那4名被认定为“刺程犯”的军统人员，则被日本强硬的引渡过去，导致军统的营救计划宣告失败。

祝宗梁等人在香港耽搁3个月以后，毫发无损地返回了重庆，这一幕颇具戏剧性。但经过这3个月以后，对于祝宗梁等人而言恍如隔世，他们再次返回重庆时，昔日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杀奸团已经名存实亡。

祝宗梁等人离开天津这段时间，军统人员裴吉珊当了叛徒，由于他对抗日杀奸团的秘密处所比较了解，导致抗日杀奸团遭到重创，许多骨干成员被抓走，团长曾澈也没能幸免于难。其余团员们既失去了精神领袖，又没有凝聚力，很快就溃散了。

祝宗梁先生

祝宗梁等人也曾尝试过重建天津抗日杀奸团，但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见成效。他们先后派往天津的四批人员，没有一批能够在天津站住脚，不是被抓起来就是选择叛变，再也无法重现天津抗日杀奸团昔日的辉煌了。

抗日的浪潮之中，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不畏牺牲，挺身而出，与日寇和汉奸搏杀。

或许，许多牺牲在敌人刺刀之下的烈士，以及那些曾为抗日贡献过力量的人，他们最终都没能在史册中留下名字。但是，那些英勇的抗日、锄奸事迹，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值得后世永远纪念。

在那段峥嵘岁月中，正是这些如夜空繁星般的草根英雄们，才汇聚了绚烂多彩的历史长河，才谱写了波澜壮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