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私塾的开办与运营是自由的，不受幕府当局约束，其自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管理自由、教育内容自由及教育形态自由。但是，私塾的自由性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成不变的。私塾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在江户时代是没有变化，但它并不是以一种模式而存在的，这一点通过江户时代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中私塾与官公立学校关系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出来。

一、私塾教育的自由性

在昌平坂学问所、藩校等官公立学校还未发展起来的江户时代早期，私塾是封建教育的实际承担者，承担着为幕藩体制培养所需人才，特别是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上层武士、专业学者、高级医师等高级知识分子。所以，私塾在江户时代早期是作为官公立学校的替代物存在的。江户时代早期儒学家开办的私塾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例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和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

江户时代中期官公立学校确立并逐渐发展起来，私塾则开始向官公立学校教育以外的空白区域发展，发挥着教育补充作用。例如，国学和洋学在发展之初是不被官公立学校所重视的，而其主要是通过私塾内的教育进行传播。又如被统治阶级看作是异端杂学的阳明学，在私塾以外的教育机构内是很难看到的。另外，私塾逐渐向住在偏远地方上学困难的武士、受身份等级限制无入学资格的下级武士及其他人员敞开学习的大门。所以说私塾即补充着官公立学校不足的部分，又从整体上充实着封建教育。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官公立学校通过改革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学校体制，为对抗学校体制，私塾逐渐由官公立学校的补充物向其对立面倾斜。在幕末政治危机和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与以往形态不同的新私塾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对当局政治自由品论，而且在私塾中结成政治同盟，激扬文字，张扬政治理想和主张。从与官公立学校的关系而言，更明确了其官公立学校对立物的立场。大盐八郎的洗心洞塾、僧月性的时习馆和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最具代表性。

私塾的自由是不受幕府机关控制的，这种自由最主要的体现是私塾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将培养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作为其思考前进的目标。所以，教育目标上，私塾拥有其他教育机构所望不到的自由，特别是与幕府直辖学校昌平坂学问所和藩校之间在教育目标上可谓泾渭分明。

虽如上述所言，但私塾与官公立学校也不是绝对的对立，相反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藩校是为培养和提高武士阶级的教养而开办的学校，它的主要教育对象并不是靠近政治中心的上层武士，而是中层武士。藩校的教育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它在教育中不得不考虑教育的政治性。与此相对私塾则更侧重有志青年的好学、自发性，尊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个性发展。

二、私塾塾主往往自任教师

私塾的经营者大都自任教师，塾主凭借人格魅力及丰富的学识吸引学生就读的。私塾的经营者即教师这一特点导致私塾缺乏教育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塾主的主观认识和个人活动严重影响着私塾的教育活动，随着塾主的逝去私塾也就随之消亡了。虽然也存在像伊藤仁斎的古义堂那样历经几代塾主，长时间持续办学的私塾，但是极为少见的。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第九册中的记载，长州藩领地共有私塾106所，在明治以前闭塾的26所中，最长的经营了30年，最短的只有1年，平均开塾时间在10年左右，也就是维持了一代教师的经营时间。

即使像江户这样的大都市，武士人口众多，教育需求量大，但私塾的存续时间也并不长。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中记载的江户市123所私塾中，明治以前闭塾的有20所，这20所私塾中除去存续时间近80年之久的中根塾以外，大多数私塾都只是经历了一代塾主。然而，包括中根塾在内的存续时间较长的私塾大部分是在藩邸内开设的，类似于古代家塾的教育形式。

虽然大部分私塾的形式都是如此，但是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出现了有多位教师共职的私塾。但是，一般私塾的教师数量与学生数是不成比例的，并不会根据学生数量的多寡来配备相应比例的教师。相反，大多数的私塾都是如广濑淡窗的咸宜园一样，即使拥有数百名的塾生却依然只有一位教师。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在私塾的经营过程中塾主，即教师的品德及学识是占中心、主导地位的。

在江户市123所私塾中，塾主兼具教师身份，其中有74.5%即92名塾主是出身武士阶级。长州藩的91所私塾中具有武士身份的塾主共有70名，占总人数的76.9%。从此看，不论首都还是地方，私塾塾主大部分都出身于武士阶级。在这点上私塾与寺子屋存在着明显不同。以一般庶民为主要教育对象的寺子屋，在乡村地域分布较广，其经营者大多数是商人、城镇居民等平民，而私塾作为教育水平比寺子屋高一等级的教育机构，它需要具备更高的教育能力，由此推想武士阶级在私塾经营中所占比例会很大。

江户时代后期随着私塾内女性学生的增加，私塾教师队伍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例如，江户的芝香堂便是由女性学者原田澄子开办的私塾，这在男尊女卑、封建等级身份严格的江户时代里是极具突破性的。

三、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江户时代，朱子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幕府直辖学校、藩校等官公立教育机构里其教育内容自然以儒学为主，讲授人文、经典，到江户时代后期，虽然加入了洋学内容，但经、史、诗文仍然占主导地位。与之不同，私塾的教育内容则跟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向多样化发展。随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富裕的庶民阶级兴起，教育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尤其是以兰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日本之后，人们对实用技术和未知领域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私塾便顺应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因材施教，开设了各类专业性内容，如习字、算学、书道、武术、医学、兵学、女红等。

进入江户时代后期，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日益瓦解，特别是日本被迫开港后，人们对兵学、炮术、地理等西洋科技争相学习，涵盖各科西洋学问的洋学日渐兴盛，到江户时代后期，私塾类型逐渐发展为汉学塾、国学塾、兰学塾和教授西洋各科学问的洋学塾，并且私塾内的教育内容不再局限于塾主的学识范围，具有多名教师教授多科学问的综合型私塾开始出现。综合型私塾不仅教授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东洋传统文化，还吸收和讲授西洋先进学术知识文化，是一种东西文化互相融合的新型私塾，在教育活动中显现出向近代学校转变的趋势。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就学形态

以培养幕藩统治接班人为目的的官公立学校，上到学校课程的设置，下到学生的出勤，都实行着严格的管理。与之相反，私塾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允许学生自由出入，入塾后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都是以学生意志为中心，由学生个人决定。学期或学年这一概念在私塾里是不存在的，私塾并没有对离塾或在塾的时间做出严格规定。私塾允许学生反复多次入塾，即使在塾学习时间短也没关系。站在私塾的立场来说，学习完全是学生自发的意愿，而不是教师或塾方的意志行为，这种认识应该可以说是造就私塾就学形态自由的最大原因。

医学塾和洋学塾的就学形态与官公立学校比较相似，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这是因为，医学塾不同与汉学塾、国学塾，它是以强调专业性的医学教育为主要教育内容，在塾内完成阶段性课程和集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洋学塾也是如此，如果不能长时间的固定学习是无法掌握外语基础的。同时洋学塾内实行能力主义的成绩评价体系，所以其就学形态与汉学塾为中心的大部分私塾比较起来，是更接近近代学校特征的。

五、以汉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

纵观江户市的123所私塾，教授汉学或笔道等一科目制的私塾共89所，教授汉·笔或和·汉等二科目制的私塾有19所，教授和·汉·洋或汉·笔·数等三科目制的私塾有9所，教授四科目及以上的私塾有5所。但教学科目的多寡不能成为判断教学内容多少的标准，就如汉学这一教学科目里，包含着诗文、笔道等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多科目制教学成为私塾课程的主要发展方向。

汉学是学习所有教学科目不可或缺的基础，医学塾等私塾一般会在教授专业知识前，将汉学作为入门课程进行讲授，不仅如此就连很多国学塾和洋学塾也尽可能地教授汉学。在专门教授国学和洋学的私塾内求学的学生，大都是事先在汉学塾内扎实学习掌握了汉学基础的学生。汉学塾的学习方法，在江户时代经历了重重改进。随着江村北海的《授业编》和佐藤一齐的《初学课业次第》的问世，汉学的学习逐渐以学习和解读中国古典著作为主，主要有素读、诵读、领读等教授方式。

初学者最初从素读（朗读）学起，重点学习四书五经的断句和一字一句的正确读法。素读的授课结束后，就由学生各自去读诵，进入长时间的诵读阶段。在独读、独诵、复读、温习等学习过程之后，就开始2至3名学生的对读，7至8名学生的轮读等集体学习阶段。自读课程结束之后就是讲义课程，也有自读与讲义课程同时进行的情况。汉学塾主要是以教师的讲解、讲读为中心去学习书本内容，了解其意思，也有学生参加的讨论、轮讲等形式的学习方式。

六、缺乏统一的学费管理制度

江户时代的私塾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以收取学生的入学金和学费来维持经营。学生入塾时要向塾主缴纳入学金，在最初入学金多以酒、肴、扇子、纸束等物品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现金所取代。由于在日本古代人们普遍认为金钱不能与教育活动相对等，否则教育将不再纯洁。因此，当时用来支付学费的现金是以购买酒、扇子、纸束等名义交付的。

大部分私塾没有明确规定学费的具体金额，只是习惯性的收取一些礼金，学费根据入塾者的身份和经济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江户时代教育管理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咸宜园，对学费的要求为100金币，但也有学生只交50金币，同时还有少数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交200金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私塾对于学费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从学校学费管理方面来看，咸宜园虽然显现出近代化学校的管理特点，但并没有将学费的收取制度化规范化。私塾学费的收取被制度化是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开始的，但这已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