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母亲的六年农村生活

刘杰 母亲的六年农村生活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2017年“跨越”古稀之年的母亲因多年的糖尿病病情加重,导致目前每周做两次透析,曾经人高马大,谈笑风生的母亲已经被病魔折腾得弱不禁风,骨瘦如柴。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她虽然生长在常宁城关一普通家庭,却没有城镇人的“薄情寡义”’;尽管在农村度过了一段乡村生活,却感觉不到农村妇女的“安于现状”;母亲乐观豁达,待人诚恳,文化不高,却思维前瞻。

没有母亲敏锐的目光,也许我们一家三姊妹走不出封闭的农村,没有母亲倔强的韧劲,也许我们姊妹仍四处漂泊,没有母亲超凡的大度,也许我们的人格仍欠完美。

我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父亲年纪很小时,37岁的祖父过早的撒手人寰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家四姊妹及袓母面临着生存危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大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经过三天三晚的爬渉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西谋生路,在不分白天黑夜的平桂煤矿找到了一入职条件相对宽松的“活儿",靠背煤维持全家5口人生计。

解放后,矿山收归国有,大伯“华丽转身”成了第一批矿山的主人,祖母和未成年的父亲及姊妹相继到桂林靠大伯接济生活。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铺天盖地的招工信息席卷而来。高小毕业、身轻如燕、渴求自食其力的父亲选择了离家乡相对距离近的水口山矿务局,体检靠口袋装石头增重"蒙混”过关谋来了自己的一份“饭碗”。

1963年从常宁一中初中毕业的母亲忍受不了继父家庭的虐待与父亲“闪”婚。1964年随着我的“呱呱落地"和1965年父亲调往株冶,我的家庭慢慢步入了“漂泊家庭”。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城镇户口家庭每月按家庭人口发放一定量的粮、油、肉、布票,黑户口家庭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不仅低人一等,寄人篱下,还常常要忍受城镇人异样的目光。

一家人就是在这种城乡存在“天壤之别”的环境下忍辱负重,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收入及工友们施舍节省下来的票证维持生活。

“漂泊”在株洲的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浪潮声中,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响应党的号召,告别繁华的株洲“湘天桥",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一家4口回到了我的家乡一一宁远县禾亭拱桥刘家村。

村子面积不大,百来户500余人“蜗居”在一座两水夹一村的典型洞中村里，人均三分多一点水田。出生于城镇、习惯了“漂泊"生活的母亲回到农村后仍面临不少挑战,一是语言关,常宁话与宁远话不是一个语系,差异大,而且禾亭农村除讲一种官话外,还讲一种方言平话,外地人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二是有欺生排挤感,由于长期“漂泊"在外,被村里人扣上了一种不安心农村生活的帽子。三是不会干农活，吃不了苦,遭村民讽刺嘲笑。四是生活不方便。七十年代的农村不通电,晚上靠点煤油灯照明,用水去井里挑,厕所是茅坑…

尽管困难重重,母亲还是把这作为“家”来呵护。她曾形象的说,别小看那一亩三分田,他丈量的是土地,净化的却是人的灵魂。由于生活落差大,初来乍到很不习惯,其间我家4口仍断断续续“漂泊"折腾在拱桥刘家和株洲“湘天桥”两“桥”之间。

没有跨不过的“桥”。真正出现转机、结束“漂泊”,发生在1973年。

村办小学一年轻教师晨跑误入村民装有捕猎“机关”的远山路径,右脚绊倒捕猎“机关",被沙弹击中。在年轻教师住院一时半载无法返校的关键时刻,区委及村委把这个代课老师指标给了他们认为“算一个文化人"的我的母亲,从此每月可发放5元的津贴,同时享受男主要劳动力工分的8折。

从此我家庭告别了多年的漂泊生活,母亲逐渐实现了从代课老师到民办教师的转换,并一直坚持到1979年。

在农村生活的6年时间里,母亲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学生,对子女要求严格。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家门口屋檐下滴滴嗒嗒的雨滴声伴随我母亲在煤油灯下备课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也寄托着母亲对莘莘学子美好明天的期盼。

母亲对我们三姊妹的学习要求很严,读书上课时间与放学回家时间都受到严格的监管,在本该天真活泼的儿童时代失去了不少“童趣"。

距离村小学300米处有一河流流经的天然野游池,家乡将河里游泳叫“洗澡”,夏秋季每天都会有一大群10来岁的小学生结伴去“洗澡”,由于母亲的约束,我都很少去冒然一试,有时偶尔去“洗次澡”,回到家都逃避不了母亲鞭子的抽打。

在家里我因各种名状“犯事”挨过的母亲的鞭子不计其数,手臂上那布满血丝的印迹使我从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养成了“逆反”的心理。或许是受“反潮流”英雄黄帅的叠加影响,以致小学毕业照毕业相时,发生了我一人拒绝照相的“事件”。这种“棍棒”家长式教育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

我这个在农村生活多年的小孩不会游泳也成了一大笑谈。平话是村民们交流的一种方言,当时母亲认为很土,只让我学官话,而不准学平话,我竟傻呼呼的记脑子里了。后来从外乡来家乡的母亲凭借自己的语言天赋,几年内在学会官话的同时,不仅能听懂平话,还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平话。

母亲从一位有追求、有梦想的城镇人“沦落"到农村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内心仍是不“心甘”的,尽管过去没干过农活,一旦没有退路,仍具有破釜沉舟的气度和胆量。

在田间地头,面对勃发生机,一望无垠,排列有序,金光灿灿的稻田,勾起了母亲对美丽乡村的遐思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她虚心向掌握各种农技知识的“老汉"们学习请教,从育苗、抛秧、插田到日常管理样样在行,很快成为掌握多种农村劳动技能的新型“农民",在宁远农村生活的6年,母亲的世界观得到了很好的“改造”,不仅能打赤脚下“田"种粮食,还学会了喂猪养鸭种菜。母亲也是一位爱心的使者。像所有淳朴的村民一样,母亲为人豪爽,热情大方。

在上世纪村民吃红薯饭的70年代,上级教育部门或办公务的人员到村里检查工作,母亲考虑到其他家庭条件都不好,总是主动要求工作餐放在自己家,尽能力把工作餐安排好,让走访检查人员吃上白米饭！

那时尽管每位在我家里吃工作餐的人员都会按规定交上一角三分五的餐费,但一年下来家里要贴不少本钱,母亲丝毫没有半句怨言。

当时我年纪小,一次来了客人,母亲执意要杀一喂养近半年的鸭子,我舍不得把自己喂养的鸭子杀给客人吃，还哭闹以示不满。

母亲还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70年代的农村生活,不少家庭还“衣不蔽体,饭不饱肚”。母亲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经常为他们送去过年御寒的棉被和饱肚的粮食。

侄儿刘胜茂一次玩耍时不小心给生锈的镰刀划伤了手指,事发时家里人因一时疏忽,后来竟然逐步感染成“肿包”!

家里人背着他到区医院打了几天针不见任何好转反而病情加重了!那个年代农村医疗意识浅薄,家庭又贫困,家里人急得团团转却无计可施。

我母亲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将侄儿刘胜茂送往县医院诊治,得知侄儿家里贫困拿不出治疗费,母亲二话不说把一家人当月的生活费全部塞到侄儿母亲手里,叮嘱其赶紧去县医院诊治,结果到县医院一检查诊断为破伤风,多亏及时送到,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

母亲是一位具有非凡"社交"能力和大“格局”观的人。她仪表端庄秀美,不妖娆做作;她待人真诚友善,不虚情假意;行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她言谈举止一致,言必行,行必果。她的做事风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赢得了上上下下各级干群的认可和回报。

在70年代那个城乡“二元化"的年代,尽管家里不富有,但母亲作为民办教师仍十分注重自己的对外形象,她的衣着样式美观而不粗俗,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很多人都把她认作“国家干部”。

进入冬季生产队柴山分的柴火,生产队队员会不计任何报酬主动上山“挥洒汗水”,帮我家砍回来。平时家里自留地施肥、挖红薯等都有村民上门“自告奋勇”帮忙。

告别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1978年元月,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县一中初中部的学生，母亲经常性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披星戴月从村里走20多里的路到学校为我送零用钱,或送来用小瓶子装满炒好的肉食。

“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母亲只比我年长17岁,她承受了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却让自己一人扛,由于我从小有逆反心理,任性,每次母亲来了我都是“抱怨”,不愿跟母亲进行过多的语言交流,母亲也曾反思是否在我读小学时存在对我管教方法的不妥,回望着母亲离开学校时远去的背影,抬头凝望高空悬挂的月亮,一种酸痛感又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在这种矛盾交织中我始终没有改变青春期的“逆反”心理。

1979年,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歌曲声中,国家下发了落实知青政策的文件,思维敏锐、目光前瞻的母亲“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放下了手中的三尺教鞭,依依不舍地告别她的学生,离开生活了6年的这方热土,带着两个妹妹返城回到了曾经“漂泊”“游离”的株洲,融入到“湘天桥”的人流中。而我仍留在家乡县一中读书,继续我的求学之旅。

最后这两张是40年前后的对比照

文章写于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