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四川股东投资铁路失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110年的武昌起义，和邻省四川修筑铁路计划有很大关系。

当时四川成立了一家铁路公司，准备从湖北修一条铁路进川，这条铁路东起宜昌，经万州、重庆，然后到达成都。

蓝图规划很美好，但以现在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在错误时间，错误的地段上的一个项目，是头脑发热的决策，以当年的资金和技术，根本不具备修这条铁路的条件，哪怕请当时中国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来担任这个项目负责人，也未必能修好。（宜昌到万州全是崇山峻岭，峡谷险滩，施工难度极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10年，历时7年，宜万铁路竣工通车。

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推行新政，成立了四川铁路公司，锡良的本意是好的，他看到了修铁路的好处，铁路除了自身能带来超高的收入，还能带动地方经济，如果四川和湖北有铁路连通，铁路沿线经济，将提升不止多少个档次。

于是成立了铁路公司，起初为官方独资，后来资金需求太大，财政无力承担，于是以入股方式，向全社会筹集资金。“收租十石以上者，百分抽三”。由于有总督的推进，四川中小地主，也没有别的投资渠道，自然不想错过发财机会，很愿意成为铁路公司股东，很快就募集到资金一千六百多万元。

这种全民持股的方式有些相当于现在的上市公司，赚钱股东分红，赔钱也股东承担。

但1910年四月，朝廷宣布了一条政策：“这些年来，各省民办的铁路公司进展太慢，为加快修路进度，要把民办的铁路公司收归国有。”

这是早期的一次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和行为，相当于国家要强行把铁路公司的股份收购了，四川这些中小地主股东的发财梦被阻断了，他们心有不甘，当然要全力反对。

交接账务时，总经理不配合。说公司开了这么多年，账本如山，无法清算。实际上他是不想看着自己的公司被收归国有，找理由拖延。

一个月后，在成都召开了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利用公司经费，印刷传单，到处演讲，还派人进京请愿，说并不是反对收铁路收归国有，而是朝廷有卖国贼，这些人别有用心，借把股权收归国有之名，实则要把路权卖给外国人。

其实若真要修通这条路，绝对是烫手山芋，国人当时确实没有修这条路的能力，若外国人真有能力把这条路修通，未尝不是件好事。虽然外国人肯定要在修铁路过程捞些好处，但铁路修通后，四川和铁路沿线的经济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四川人是很爱国的，清末那些年，签订的割地赔款的事情也确实多，加上声泪俱下的宣传，激起了成都人的爱国热情。七月一日，成都全城开始游行、罢市、罢课，抗粮、抗捐。

这时锡良已经离任，新上任的总督赵尔丰想用强硬手段把事件平息下去，他认为把“祸手”拘捕起来，事态就能平息，但他没有料到，这样做反而激化了矛盾，几千群情激奋的群众来到省府大门，高喊口号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当场就死了三十多人。

事态越搞越大，越来越不受人控制。那些参加游行的人，有的是想保住自己的股份，有的是受爱国情绪感染，认为路权让给了外国，就是丧权辱国，还有的人就是无所事事，闲着也是闲着，跟着吼图个热闹。如果早知道要闹出人命，股权的事也是可以商量的。

这场事变没有赢家，这些股东的股权没有要回，赵尔丰靠杀戮威望非但没有提升，反而激起了四川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为了对付这些反抗，清政府从湖北武昌抽调军队入川镇压，导致武昌空虚，最终爆发了武昌起义，为清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